清朝刻書事業有哪些

Ⅰ 五代時期的刻書與插圖是怎樣的

五代即五代十國，這一時期，印刷事業比唐代大有發展，印刷地區更加廣泛，印刷規模進一步擴大，數量也大幅度增加。伴隨著刻書業的發展，書籍插圖技術也逐步走向成熟。

五代十國時期雕版印刷的擴大，體現在刻書地點的增多。當時以開封、成都、杭州、金陵、敦煌、福州最為有名。開封為五代梁、晉、漢、周四個時期都城，都城內設有國子監，有名的《五代監本九經》即完成於此。

932年，唐代後期宰相馮道首先倡導刻印儒家經典。據說他看到當時吳、蜀一帶刻印的書籍，雖然種類很多，但多是一般平民百姓所用的日歷和一些通俗讀物及佛經等，唯獨沒有儒家經典。於是他上書皇帝，奏請依石經文字刻印《五代監本九經》印版。得到皇帝批准後，馮道讓當時的大儒田敏等人，召集國子監的博士儒徒，依照當時最好的官方範本《唐石經》的經文，取六朝以來通行的經注本之注，合編成經、注兼有的經本，再經過六七個以上專家學者的仔細閱讀精校，然後請書法高手用端正的楷體寫出，再組織工匠雕刻印刷。

這樣，從932年至953年，歷經22年時間，《五代監本九經》全部完工。同時還刻印了《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種輔助著作，共130冊，這是官府大規模刻書的開始。

在《五代監本九經》刻成後兩年，即955年，儒學大師田敏又奉命刻印了關於解釋經書音義的書《經典釋文》。這次唐代晚期刻印的《五代監本九經》，因為是國子監印本，後世稱為《五代監本九經》，從此，版本學上出現了「監本」這個名詞。《五代監本九經》的問世，使古代經書有了統一的標准本，在當時還允許公開出賣，使《五代監本九經》流布甚廣，因而對於文化的普及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自此以後，刻書不再是民間書坊或和尚道士的事，而成為歷代朝廷的出版事業，對後世印刷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由於朝廷對印刷業的提倡，士大夫私人刻書也多了起來。私家刻書世稱「家刻本」。

蜀國的京城成都，在唐代就是刻書業的先進地區，此時更為興盛。因為這里從唐代末期到宋代初期，70多年沒有發生過大的戰亂，因而經濟發達，文化興盛，人們對書籍的需要量越來越大，加上又盛產麻紙，印刷技術又有根底，這就為該地區印刷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當時後蜀的宰相毋昭裔是私人大量刻印書籍的先驅。他命人刻印了詩文總集《文選》和類書《初學記》，還有白居易編的類書《白氏六帖》。毋昭裔還自己出錢興辦學校，刻印《五代監本九經》，鐫刻《後蜀石經》，但未全部完成。在他的倡導下，後蜀文風由此蔚興。毋昭裔對蜀國文化教育的發展確實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到了宋代，毋家所刻的書籍，已遍銷海內了。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滅後蜀時，對毋家網開一面，下令把雕版全部發還給毋家。他的子孫繼續從事刻書事業，成為成都世代相繼的有名的出版家。

此外，前蜀任知玄看到印刷術的優點，也在909年至913年，自己出錢，在成都僱工雕刻著名道士、道教學者杜光庭著的《道德真經廣聖義》30卷，五年間雕成460多塊版，並印刷出來使其廣泛流傳。

在成都刻印的還有蜀國和尚曇域。他收集了他的師父禪月大師貫休的詩作1000首，在923年雕印出版，題名《禪月集》。這些都反映了五代時成都印書業的發達，從而為宋代享有盛譽的「蜀本」打下了技術基礎。

吳越國的京城杭州，印刷業也相當發達。單是國王錢弘俶與和尚延壽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經、佛像、塔圖、咒語，印數可考的就達68萬多卷，印數之大是空前的。

吳越國的印刷技術也達到了很高水平，印本紙張潔白，墨色均刀，字體清晰悅目，圖畫也很精美；還有2萬幅印在素絹上的觀音像也是前所未有的，這是我國最早的用絲織品印刷的版畫，這些都反映了杭州印刷技術水平之高。

後來，吳越王王妃黃氏所建的西湖雷峰塔倒塌，考古工作者發現塔磚之內藏有《寶篋印陀羅尼經》，為吳越國所刻印卷首有較簡略的扉畫。此外，考古工作者還發現塔磚內另藏有木刻雕版畫，刻有人物故事，較《寶篋印陀羅尼經》卷扉畫還要精細。

五代時期，著名詞人和凝曾在五代各朝為官，一直做到宰相的高位。其人愛好學習，才思敏捷，長於短歌艷曲，尤重聲譽，為此他在家鄉山東出版了自己的文集100卷，分送給友人，其作品流傳到開封、洛陽一帶。和凝是文學家出版自己作品的第一人，從此刻印私人文集的風氣盛行起來。後晉石敬瑭命道士張薦明雕印的老子《道德經》，就是和凝為該書寫了序文，並冠於卷首，使其頒行天下。南唐的京城金陵即今南京，也曾刻印了唐代著名史學評論家劉知幾著的史學理論專著《史通》，還刻印了南朝陳徐陵編的詩歌總集《玉台新詠》。

敦煌地處偏僻的河西地區，當時駐守敦煌的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於10世紀四五十年代，先後請刻工雕印了單張的上圖下文的各種菩薩像、《大聖毗沙門天王像》和《金剛經》、《切韻》、《唐韻》等書。

其中，製作於947年的《大聖毗沙門天王像》，結構緊湊，中心突出，刻畫的線條，剛勁而不呆板，豪放而不粗糙，古樸而不庸俗，充分表現出這一時期雕版印刷技術的水平。與《大聖毗沙門天王像》同時製作的另一幅木刻雕版畫《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像》，除了畫面質朴簡潔、刻線流暢外，其最大的特點，此畫標明「匠人雷延美」所刻。「雷延美」之名，當是古代版畫插圖史上刻上刻工名的第一人。

《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像》和《金剛經》除印上曹元忠的名字外，還印有當時刻工雷延美的名字，這是古代歷史上最早記載的刻書工人。這幾種佛像和佛經是迄今傳世的寫明主刻人和雕印年款的五代時期的珍貴印刷品。

福州地處東南沿海，當時的閩國國王王審知很重視文化教育，他的大臣徐寅所寫的《人生幾何賦》，曾被書商刻版印賣，因此他寫了「拙賦偏聞鐫印賣」的詩句，可見當時的福州已出現了以刻賣書籍為營生的書坊了。

隨著刻書業的發展，收藏圖書比以前容易了，因而私人和國家的藏書也多了起來。據記載：後梁節度使趙匡凝「頗好學問，藏書數千卷」。後唐大將王都「好囊圖書」，家中藏書3000卷。後周張昭積書數萬卷，並建有藏書樓。荊南國的學者孫光憲，好學不倦，博通經史，家有藏書幾千卷。南唐的3位國君李昪、李璟、李煜都收買圖書，興辦教育，「宮中圖籍萬卷」。吳越國國君錢鏐的兒孫都崇信儒學，好藏圖書，「家聚法帖圖書萬余卷，多異本」。所以史稱「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

這個時期有成千上萬卷的藏書出現，在干戈擾攘時期十分難得，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五代十國時期刻書業的發達。五代十國時期的木刻插圖也是一大特色。

唐代雕版印刷技術的發明，實際上也是木刻版畫藝術的初創期，當時木刻主要服務於宗教的宣傳，宗教的大發展使印刷業得以興盛。至於文學書籍及民間用書中的木刻插圖，直至稍後的五代時期才逐步受到應有的重視。木刻版畫原本屬於一個獨立的藝術門類，但在雕版印刷技術的發明和推廣下，木刻版畫作品被印刷在書籍之中，從而擴展了書的內容和形式，成為我國古籍發展中的一個亮點。

五代時期，由於印度佛教文化的輸入，它對於古代文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這也恰恰反映在書籍木刻插圖藝術之中。

事實上，木刻佛畫是五代時期圖書方面的重要作品。通過圖書中的佛畫，將佛教的輪回因果的思想加以形象化表達，並把佛和菩薩的形象與人的性格特徵接近化，達到普及民眾的目的。

圖書的插圖會給人帶來更直觀的感受，也便於理解書的文字內容。在當時，一般宗教信徒，即所謂「信女」、「善男」，他們之中不識字的就很多，雖然口裡念著「經」或「懺」，但是都看不懂經書中寫的是什麼意義。但是，有了插圖，至少可以使一般信徒能了解經卷中的大概意思，所以當插圖本的經書一出現時，它那嶄新的面貌立刻受到了廣大信徒們的歡迎。

Ⅱ "活字印刷""雕版印刷"經歷了哪些過程和發展

從手抄圖書到雕版印書是圖書事業上的一大進展。但唯版印書必須一頁一版。雕錯的字難於更改。如果是大部頭書，暇版所費時間很多，且費木材。佔用很多儲版的空間。而在雕版基礎上發明的活字排版印刷術就可以解決這些矛盾，提高印書效率。
泥活字的發明。起源於北宋時期。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版印書格。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該王始五經。以後有典擠皆為版本。慶歷中，有布衣畢抖。又為活版。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
火燒令堅。先設一鐵版。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昌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版上，乃密布字印。滿鐵范為一版。持就火場之。葯稍熔。則以一平版按其面。則字平如砒。若只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版。一版印刷，一版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版已其，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版內有重復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之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葯相枯。不可取。不若播土，用迄再火令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為予群眾所得。至今寶藏。」
畢異在發明泥活字前。曾嘗試過用木活字來印刷。在前邊引述沈括《夢溪筆談》中有。不以木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葯相粘。不可取」.然而，時隔二百五十餘年，王禎於元朝初年，將木活字試製成功。木活字印書是我國古代活字印刷中使用最廣泛的一種。
元代木活字印刷術。不僅在漢民族廣大居民地區以漢字的形式使用，而且在少數民族中也使用。敦煌千佛洞里就藏有元代維吾爾族文的木活字。維吾爾族是拼音文字，但這個木活字是單字而不是字母，因而木活字大小不等。
進人明、清時期。木活字印刷術已廣為流傳並普遍使用。江南各省的祠堂。就常用木活字來排印家譜、宗譜。崇禎十一年(1638)以後，北京發行的《邸報》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到了清代，不論官署、私家、還是坊間都普退使用木活字。比較有名的有雍正三年(1725)木活字排印的《後山居士詩集》六卷、《正巢目錄》六卷、《後山先生逸詩》五卷、《逸詩目錄》一卷、《詩余》一卷。採用宋體字，排版整齊均勻。同年，歸安汪亮來南孩草堂也用木活字排印了《眉山詩集》十卷，文字書寫。
單字檢排，乃至於邊欄界行。也都十分精緻。到雍正十年(1731)，內府已經採用木活字排擺印殊批諭旨了。其間文用墨印。批用殊印。
清朝最大的一次木活宇刻書活動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乾隆帝在修《四庫全書》時，下詔刊印從明《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大批失傳古書。因數量大。刊版所費人力、物力、時間太多，主辦人金簡建議用木活宇排印，得到乾隆皇帝的批准。並把活字版名稱改稱「聚珍版」.金簡僱工刻成大小棗木活字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個。

Ⅲ 曹寅的刻書之功

清朝時轟動朝野的《全唐詩》、《佩文韻府》和《全唐文》三部古籍巨著，分別於康熙、嘉慶年間在揚州刊刻而成。市檔案局清史工程中整理搶救出的《清宮揚州御檔選編》不少奏摺，描繪了當年揚州刷印業高度發達的盛景。
青島市檔案局副局長、文史專家魏怡勤經過對「御檔」精心研究，向記者解讀了這三部古籍巨著在揚州校刻的全過程。
揚州詩局為何設於天寧寺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江寧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兼任兩淮巡鹽御史曹寅，在揚州創辦了一個大規模的編校出版機構——「揚州詩局」，奉旨校刻《全唐詩》。「揚州詩局」就設在揚州天寧寺裡面。
康熙四十四年的三月十九日，「上發《全唐詩》一部，命江寧織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曹寅奉旨後，即積極著手籌備。當年至次年期間，曹寅所上的奏摺很多內容與刊刻《全唐詩》有關。
據史料稱，曹寅把「揚州詩局」設在天寧寺里，是因為天寧寺內就有巡鹽御史的行署，屬於兩淮巡鹽御史的房產，而且10多年前孔尚任曾住在天寧寺東廊待漏館。這樣既不用出去另找房子，也便於管理，有利於提高校刊《全唐詩》的質量，加快校刊《全唐詩》的速度。
《全唐詩》究竟何時開刻
《全唐詩》開刻時間問題一直有爭論，而清宮揚州御檔的解密，使這個歷史疑團迎刃而解。
據《清宮揚州御檔選編》載，曹寅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折雲：「恭蒙諭旨刊刻《全唐詩集》，命詞臣彭定求等九員校刊。臣寅已行文，期於五月初一日天寧寺開局……」可以看出，五月初一日，天寧寺開刊刻《全唐詩》書局，但校刊工作並未完全開展。
另從其他檔案資料可以看到，編校詞臣是陸續到位的。曹寅於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摺：「校刊全唐詩，現今鏤刻已成者，臣先將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裝潢一樣貳部進呈。其紙張之厚薄，本頭之高下，伏候欽定，俾臣知所遵行。」康熙帝硃批：「知道了。樣本都改過發回。」
《全唐詩》大規模的刊印工作自此開始。揚州詩局進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實際上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以後。
《全唐詩》何時刊印完畢
在此後的一年時間里，曹寅多次上奏康熙，請示刊刻事宜。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摺說：「又詩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詩，今年可以竣事。」到了七月初一奏摺：「遵旨校刊全唐詩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餘頁，大約本月內可以刻完，八月內校對錯字畢，即可全本進呈。共計有十二套，除春間所進二套外，又校對得六套，謹裝訂進呈御覽，伏求聖訓俯鑒錯誤，指示臣等，使得刊改歸正，以成一代之書。」康熙帝硃批：「刻的書甚好，等細細看完序文，完時即打發去。」至此，《全唐詩》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聲。
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奏摺：「今有刻對完全唐詩九十套，進呈御覽。其餘俱已刻完，月內對完，即行刷印進呈，合並奏聞。」《進全唐詩表》說：「於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書成，謹裝潢成帙，進呈聖覽者。」
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十六日（5月17日，康熙《御制全唐詩序》寫成頒發，補刻詩序，冠式書前。《全唐詩》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結束。
刊印速度和質量如何
今本《全唐詩》900卷計9814頁，除去先前所試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頁以上，這個速度在雕版印刷時代是相當快的。
從奏摺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全唐詩》異常重視寫刻質量。
曹寅上奏康熙時說：「臣細計書寫之人，一樣筆跡者甚是難得，僅擇其相近者，令其習成一家，再為繕寫，因此遲誤，一年之間恐不能竣工。」當時正流行軟字精刻風尚，曹寅於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專門召集文人訓練名手繕寫和雕刻《全唐詩》，《全唐詩》字體借鑒歐體、趙體風格，秀麗、俊逸且900卷前後字體幾近一致，因為字體風格獨特、印刷精美、校勘謹嚴，也為其成為清代雕版史上的典範之作奠定基礎。
曹寅何時何因去世
為了更好地昭示自己的文治武功，玄燁又於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命江寧織造曹寅、蘇州織造李煦、杭州織造孫文成等，於揚州開刻《佩文韻府》。之所以把刊刻地定在揚州，恐與曹寅曾在揚州校刻《全唐詩》，所刻書令康熙十分滿意有關。
曹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初三日（5月7日）奏摺稱：「《佩文韻府》已於三月十七日（4月22日）開工刊刻。」此則奏摺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佩文韻府》在揚州開刻的准確日期。
至於刊竣的日期，我們可以從檔案書籍中找到答案。據《清宮揚州御檔選編》載，李煦在「奏為御頒佩文韻府在揚州刊刻公竣裝箱進呈等請旨事」一折中稱：「竊臣與曹寅、孫文成奉旨在揚州刊刻御頒《佩文韻府》一書，今已工竣。謹將連四紙刷訂十部，將樂紙刷訂十部，共裝二十箱，恭進呈樣。再連四紙應刷釘若幹部，將樂紙應刷釘若幹部。」
此奏摺還說明《佩文韻府》的雕印任務是曹、李、孫三人共同奉旨承辦的，書局的初期刊刻工作由曹寅主持，但不久曹寅病故。李煦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十八日（8月19日）奏曰：「江寧織造曹寅於六月十六日（7月19日）自江寧來揚州書局料理刻工，於七月初一日感受風寒，卧病數日，轉而成癯，雖服葯調理，日漸虛弱。」七月二十三日又上奏：「曹寅七月初一日（8月2日）感受風寒，輾轉成癯，競成不起之症，於七月二十三日（8月24日）辰時身故。」
曹寅未能主持工作至《佩文韻府》完工，曹寅卒後，李煦主持刊刻工作，直至竣工。
實際上，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初十日全書已刻完，康熙在看完樣本後，硃批道：「此書刻得好的極處。」至此，《佩文韻府》的刊刻工作全部結束。
《佩文韻府》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二月在京開編，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在揚開刻，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刊竣，前後歷時近十年。
《全唐文》為何稱「揚州官本」
揚州詩局刊刻《全唐詩》80年後，嘉慶皇帝也用其曾祖的辦法，命兩淮巡鹽御史阿克當阿，在揚州刊刻《全唐文》等內府古籍。
與《全唐詩》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編撰力量。先後參與編撰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詞章名家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復等，又有淵博學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該書編成後，即頒發揚州，由督理兩淮鹽政阿克當阿等負責校刻，嘉慶二十四年(1819)刻成，此即後人所稱的「揚州官本」。
翻閱《清宮揚州御檔選編》，收錄有關《全唐文》的奏摺計三則，其中《奏為校刊欽定全唐文告成奉旨賞還頂戴謝恩事》一折，除了讓我們知道嘉慶帝對刊成的《全唐文》非常滿意之外，還得知另一件事：阿克當阿和蘇楞額二官員因刊刻《全唐文》有功，嘉慶帝賞還了兩人的頂戴，官復原職。

Ⅳ 古籍分哪些種類

雕版印刷的出現
書冊制度
宋刻本（包括遼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遼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從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從正德到隆慶的刻本
明後期即從萬曆到崇禎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後的民國刻本）清前期即從順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從乾隆到咸豐的刻本
清後期到民國即從同治到宣統民國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圖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現
書冊制度
宋刻本（包括遼金刻本） 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遼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 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 明前期即從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從正德到隆慶的刻本
明後期即從萬曆到崇禎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後的民國刻本） 清前期即從順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從乾隆到咸豐的刻本
清後期到民國即從同治到宣統民國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圖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開 我國古代的圖書，主要是以寫本和印本兩種形式流傳後世的。由於寫刻的時代不一，地區有異，寫刻者不同，以及抄寫方式和刻寫方式的差別等原因，古代圖書就有了各種各樣的版本。我們通常把研究這些版本的學問叫古籍版本學。
編輯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現
印刷術是我國發明的，開如發明的是雕版印刷，這應是家喻戶曉的事情。所謂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選料有講究，質地太松不適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棗木，前人把刻印書叫做「付之棗梨」， 印書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時為了便於三校，有時也用藍色或紅色印，清代以到民國時刻書則多用紅印，也有用藍印，當然也可以不用紅藍試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發明的時代，明清以來有種種講法。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隋文帝開皇時說和唐太宗貞觀時說。雕版印刷進入五代，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於刻民間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書、宗教讀物，而轉入刻印正統的書籍。重點是刻經，這不僅因為在封建社會中經是最主要的、為人所必讀的書籍，而且和唐以來推地科舉制有很大關系。
編輯本段書冊制度
是指書籍的形式，再具體點可以說是單指書籍的外形，而不包括書籍的內容，也不包括書籍的材料，以及抄寫、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風葉」是從卷子演變成冊葉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說是從卷子到冊葉的過渡形式。翻到哪裡就可翻到哪裡，查找起來極其方便，即使從頭到尾翻一遍也極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風一樣，於是給它起了個「旋風葉」的名稱。旋風葉進一步演變就成了「蝴蝶裝」。到蝴蝶裝書已不用長條木板印刷而改用長方塊木板印刷，成為若干單頁裝訂起來的書籍。
紙面上印版所佔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紙，上邊叫「天頭」，下邊叫「地腳」，左右都叫「邊」。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線叫「邊欄」，也叫「欄線」，。上方叫「上欄」，下方叫「下欄」，左右叫「左右欄」。邊欄只有一條線的叫「單邊」或「單欄」，在粗線內側現加一條細線叫「雙邊」或「雙欄」。有「四周單邊」、「左右雙邊」、「四周雙邊」三種形式，而絕無作上下雙邊而左右單邊的。版面用直線劃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間一行，不刻正文（當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縫」。版心往往用花紋或橫線分劃成三段，花紋按其形狀叫「魚尾」。只有上面一個魚尾，下面用橫線的叫「單魚尾」，上下都有的叫「雙魚尾」。 蝴蝶裝有個缺點，即由於書頁的後半頁的背面和第二頁前半頁的背面不相連，讀下去必須連翻兩頁，平時打開書來，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於是，有人把書頁的反面對後面折起來（像後來的線裝書那樣），讓書頁的兩個外邊粘在書背上，就成為「包背裝」，也叫「里背裝」。 現在的線裝，是明代中期出現的。其所以出現，當是由於包背裝在書背處易於破損，破損了光靠兩三個紙捻不能把書腦部分壓平伏，書的右上右下兩角捲起來很不美觀。於是在包背裝的基礎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訂好紙捻後，不再用整張書衣而改用兩張半頁大小的書衣，分置書前書後，然後在書腦處再打孔穿線訂成，所以叫線裝。線裝是有一定規格的，一般只打四個孔，叫「四針眼裝」，厚一點的書有時在上下角各多打一個孔，叫「六針眼裝」。書衣在明代多用藍色（也稱磁青色）和棕色（也稱古色、古銅色），清代則棕色多一點，個別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國時又喜用藍色。絕大多數用紙裱兩至三層，也有用綾或絹裱制的。在前後書衣和正文之間至少訂進一張空白紙，有時可多至兩三張，叫「護頁」或「副頁」，也有人稱之為「看頁」。 明清時喜歡給線裝書做「書套」，雅一點也稱之為「函」。用硬紙做親里，外面裱糊藍布，裡面裱糊白紙，把書四邊包起，用兩個牙簽插緊，只空出書頭和書根，講究的則不用藍布而用錦，有時還把書頭和書根也包起來，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講究的更把書頭、書根的兩塊接邊處挖成雲紋鑲嵌，叫「雲字套」。但這些書套因為用槳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壞，因此好多人喜歡用所謂「夾板」。這是用兩塊和書冊一樣大小的木板，上下兩頭各穿上一根布帶子，把書冊夾住紮牢。木板要結實，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棗木、樟木之類。此外，還有些文物性的善本書除了用書套或夾板外還常做精緻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裝起來，匣里或社會公德同上刻上書名、版本、冊數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型大小。
編輯本段宋刻本（包括遼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繼承五代的傳統，以官刻為主，官刻中又以國子監詞條一即監本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國子監粞為主。當時礴京國子監的書版都被金人弄走了，為了滿足讀書的需要，新京城頤安府即杭州的國子監覆刻了北宋監本的經注和單疏，現存的《周易正義》、《春秋公羊傳疏》、《爾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監本，不過有的版片已經後來修補過。
宋建本
北宋時福建地區刊刻的書，現在留下來的只有兩部佛教的《大藏經》，一部是北宋元豐三年在今福州開刻的《萬壽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開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盧藏》。 古藉版本學上所說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寧府建陽縣的坊刻本。因為建寧府在宋代屬於福建路，而福建地區古稱為閩，所以也有人稱之為閩本。北宋時的建陽坊刻本沒有能流傳下來，傳世的都是南宋時所刻，其為數不多，幾不亞於浙本官刻而大大超過杭州的陳、尹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來，今四川成都成為與杭州東西對峙的全國雕版印刷中心。北宋開寶四年中央政府專門派人到成都開刻了我國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經》，也稱《開寶藏》，是卷子本，字體頗有唐寫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夾雜點北魏字體的成分，現在還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經看不到了，保存下來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遼本和金平水本
遼的刻書技術應是從宋傳過去的。刻書中心大概不會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的遼的政治中心上京，遼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為刻書中心的可能，但也無明文可稽。刻本則長期以來從未有人見過。今天見到的遼刻本，是在山西應縣發現的。應縣有個佛宮寺，寺里有座遼清寧二年建築的木結構的釋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層主像釋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遼刻本。 金初興時雖然以武力稱雄，但也頗重視文化。現存的金平水本為數極少，只有《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呂太尉經進荘子全解》、《劉知遠諸宮調》、《南帝內經素問》、《重編添補分門事苑撮要》、《蕭間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證群籍玉篇》等幾種，基本上都是坊刻。
編輯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國子監這個名稱當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國子監並沒有拆毀，而改成了西湖書院，元黃溍《西湖書院義田記》說：「西湖書院，寶宋之太學，規制尤甚，書所刻經史群書，有專宮以掌之，號書庫官，宋亡學廢，而板庫具在。」據考證，其中絕大多數是南宋國子監遺留下來的，也有個別是元代浙江地區刊刻的元浙本。這些地區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樣還不如官刻之多。現存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編刻《邵氏世譜》，在今江蘇松江的業曾南阜書堂刊刻《東坡樂府》，在今江西南豐的西思敬刊刻《元豐類稿》，在今江西南豐王常刊刻《王荊文公詩筆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記，或曰某某書堂，或曰某某書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書院，一概都是書鋪的牌號，和政府設立的書院是兩回事。和南宋時一樣，在元代官方有時也把書交給建陽書坊刊刻。
編輯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從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續了元刻本的風格。除了北方的臨汾人明後不再成為別具格局的刻書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稱外，大體分成一大一小兩個系統。即建陽的坊刻建本繼續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統，此外全國各地幾悉繼承元浙本系統成為大系統。此大系統的主要特點即和元浙本同樣使用趙體字，而且不論官刻、家刻、坊刻在字體以至版式上幾無甚出入，僅管刻手有精粗之別。這種所謂明初本以官刻為多。官刻中包括內府本，國子監本，其他中央機構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謂書帕本，以為介於官刻和家刻之間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傳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從正德到隆慶的刻本
明刻本到這個時期起了一次大變化。變化的最顯著之點，即字體由前此的趙體突然改換成整齊的歐體，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變成了白口。這個變化始於正德，劇於嘉靖，下及隆慶，其中尤以嘉靖時所刻的數量既多，質量又高，成為明刻本以至我國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隨之成為了版本目錄上的專用詞語。 大概由於這種刻書風格新鮮受歡迎，很快傳播到外地，不僅影響到外地的家刻，還影響到官刻、藩府刻、坊刻。這種標准嘉靖本的風格，到隆慶時才逐漸起了變化，向後期的萬曆本過渡。
明後期即從萬曆到崇禎的刻本
從萬曆開始，明刻本又出現不同於標准嘉靖本的新風格。其主要特點仍在字體和版式，尤以字體的轉變更為顯著，即由原先雖見方板整齊但仍出於南宋浙本歐體的標准嘉靖本字體，轉變成為更加方板整齊、橫平豎直，而且橫細豎粗、完全脫離歐字的新字體。這種新字體世稱「方體字」，但也有人稱之為「宋體字」。從現有資料來看，開始用這種方體字刻書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來徽州人多外出經商，人稱「徽商」。徽商們常到南京、揚州、杭州等地活動或定居，往往會把徽州的刻工帶過去，同時徽州刻書又常請蘇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書風氣很快受其影響，隨之這種方體字刻本普及到全國很多地區。 萬曆時還出現了一種所謂「寫刻本」。所謂「寫刻本」，而是由於嘉靖、萬曆時刻書字體日益整齊規范，最終產生了完全脫離普通書寫字體而專用來刻書的方體字，這時再重新用普通書寫字體來刻書，就被稱之為「寫刻」，稱其本為「寫刻本」。萬曆時出現的寫刻本仍用趙體字，但講究的已不像所謂明初本的趙體那樣筆道豐利剛健，而轉趨流利生動。 天啟、崇禎兩朝的刻本通稱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萬曆時的方體字和少數寫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種新的方體字。它不像萬曆時始創的方體字那麼方，那麼橫細豎精，而變為字體稍長、筆畫較瘦的方體字，可稱之為長方體字，看上去頗有清朗醒目之感。
編輯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後的民國刻本）
清前期即從順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數繼承了明代後期的傳統刻方體字本，其中以萬曆傳下來的方體字為主，也有用天啟時創制的長方體字和汲古開創制的扁方體字。這時期的方體字本有粗有精。長方體字的本子比方體字本刻得少。清前期這種方體字本以及寫刻本的紙張，一般用厚一點的毛邊紙或薄一點的毛太紙，而以毛太為多，早一點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質地更差的竹紙，另有用一種白色的紙叫連史紙，這些都比較常見。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說一般也通用方體字，但多數比明後期的建本小說還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幾種方體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寫刻本。順治時清世祖還寵用宦官，設立十三衙門，漢經廠等依然存在，內府刻書當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肅，其首腦吳良輔處斬，十三衙門撤銷，其後修書刻書當轉歸文職職人員辦理。所以清代皇家刻書籠統地自可稱為內府本，而習慣上將康熙及其後的專稱「武英殿本」，還常簡稱為「殿本」，而順治時刊刻的仍稱之為內府本。
清中期即從乾隆到咸豐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書在乾隆整六十年間可說進入了全盛時期。所刻書據統計多至三百零八種，到嘉慶時的二十九部、道光時十二部、咸豐時二部就明顯地在走下坡路。進入後期同治一部、光緒二十二部、宣統二部然後清朝的統治結束。
在乾嘉學派的推動下，又一次出現了刊刻古書的高潮。這次高潮和明嘉靖時出現的不完全一樣，嘉靖時刻古書重在作詩文，乾嘉時則重在講學問，所刻古書的特點一是注重校勘，多數要寫出校語，叫校勘記或考異。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舊本不讓變動。這時期不論仿宋本、寫刻本、方體字本一般都有內封面，多數是正面題書名卷數，背面題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萬曆以來坊刻本的內封面具有廣告性質。
清後期到民國即從同治到宣統民國的刻本
就刻書事業來看，乾嘉的全盛時期過去之後，到這時卻頗有點復甦的氣象。其標志則是在好些省會正式辦起了公家的刻書機構，叫書局，刻印了大量價廉而質量也不壞的書籍。前此地方官刻書全憑官們個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設立過專職的刻書機構，所以這時書局的設立可說是我國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國時好多公私出版機構還承用了書局這個名稱，即至今日仍有中華書局之稱。 按設置地點來講，在南京的有金陵書局，人民國幷入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即今南京圖書館，有江楚書局（人民國並入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在揚州的有淮南書局（人民國並入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在蘇州的有江蘇書局（人民國並入江蘇省立第二圖書館），在杭州的有浙江書局（人民國改為浙江省立圖書館附設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書局，在武昌的崇文書局（人民國改湖北官書處），在長沙的有傳忠書局、思賢書局，在成都的有存古書局，在濟南的有皇華書局（後改山東書局），在太原的有浚文書局（後改山西書局），在福州的有福州書局，在廣州的有廣雅書局（人民國改為廣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雲南書局，在貴陽的有貴州書局。這些書局刊刻的書，人們通稱之為「局版」、「局本」。
編輯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來刻書，而改刻單個可刷印的反體字，不要印書不須雕版用這些單個字拼排就能印，印畢拆散這些單個字又可用來印別的書，靈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麼固定死。所以當年沈括把這種用單個字拼排的書版叫「活板」，後來就稱這些拼版用的單個字叫「活字」，印成的書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區別。
編輯本段套印本
不論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種顏色來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試印本或其他特殊情況有用藍色或紅色的。套印本則印一部書一頁書用兩種顏色，即除黑色外還用紅色，而且是把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紅色的文字分別刻成兩副版片，先在紙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紅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紅色即硃色的本子，人們稱之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稱之為「套印本」。
編輯本段插圖本
在書上配刻了圖書的
，通稱為「插圖本」，也可稱「帶圖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圖書為主體的書則通稱為「書譜」。這些都是我國雕版印刷中固有的東西。
編輯本段抄本

抄本，過去多寫作「鈔本」，如今則習慣作「抄本」。這里講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現後派生的抄本，即絕大多數是從當時已難得的舊刻本抄錄及展轉抄錄的本子。
編輯本段稿本
「稿本」，廣義的是凡撰寫的文章著作沒有付印的都應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總論第一章古籍范圍之內的書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現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價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應分為三類，即「原稿」、「清稿」和「寫樣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親筆。清稿：原稿往往要經作者塗改，塗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請別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寫樣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時，如第三章所說要在印好的方格紙上用刻書的字體、刻書的要求把全書騰寫一遍，叫做「寫樣」。
編輯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個籠統的廣義詞，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評圈點。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來校出異文，改正文字。批校本：這是狹義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點評語的本子。
這三種之外，還有一種叫「過錄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價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這種批校原樣過錄在上面。
編輯本段影印本
這里所說的是影印本，是狹義的專指我國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講過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圖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攝影後製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書面貌的本子。這種攝影和製版的技術，都是從國外引進的，在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書面貌，只能用前面講過的仿刻、覆刻等辦法，但即使最精細的覆刻，也不如這種影印的新技術之能不走樣。因為這種新技術引進後，很快地「洋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從清後期開始，到民國時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為古籍出版的一種重要方式。 我國用來影印古籍的技術，大體有石印、珂羅版印、金屬版印、照相膠版印幾種。

Ⅳ 中國古代的刻書業有哪幾種

古代的刻書系統將書籍刻印分為官刻、私刻、坊刻。 官刻 ：由國家機構出資或主持的圖書刻印活動； 私刻： 私刻中最多的是家刻，所以私刻也往往泛稱「家刻」。這些書籍的牌記多刊自家堂號、宅名 或書齋名等。私刻的出版主體多是士人學者，刻書多以學問崇尚，文化推廣、知識傳播為目 的，注重青史留名，並不以贏利為動機，所以重視質量，校刻精審； 坊刻： 坊刻的出版主體是書商。我國早期印刷品多為坊刻本。在唐代，除寺院刻經之外，大部分是 民間坊刻。

Ⅵ 清朝的古書《孫批胡刻》文選有朋友知道價值嗎

《孫批胡刻文選》，五卷，胡克家撰《考異》一卷，置為「卷首」，孫月峰眉批，清嘉慶十四年雕版，版框158mm×320mm，雙欄，單魚尾，白口，白竹紙印刷。

孫月峰（1543-1613），明浙江慈溪人，官至兵部尚書，並入閣參贊機務，政治上無所建樹，但文學上著作豐富，批註過多部名著，如：《書經》（《尚書》）、《詩經》、《禮經》（《禮記》）、《左傳》、《文選》等等，名重當時。此胡刻《文選》的眉批選用的就是孫月峰的批註。

胡克家，江西鄱陽（今波陽）人，清代著名的刻書家、學者，官至漕運總督，胡氏名揚至今並非因其官大，而是因其刊刻的書籍和其所撰《文選考異》。清代有三位高官熱衷於出版事業，胡克家就其中之一（另兩位：一是阮元，其任江西巡撫時，在南昌刊刻的《十三經註疏》一直是「十三經註疏」最權威的版本；一是清末的沈家本，沈為清末法律專家，官至法部右侍郎，主持過晚清的法制改革，其所刻多為法學著作，但沈刻《元典章》近來多為版本家所詬病），胡氏所刻之書在當時就是精本、善本（高官刻書，因其能利用手中的行政資源保障足夠的人力與物力以成其事，故其所刻多有精善之本），其中著名的就有胡刻《資治通鋻》、胡刻《文選》，中華書局的點校本《資治通鋻》就是以胡刻本為底本整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中的《文選》是直接用胡刻《文選》標點的，並且保留了胡克家的《考異》一卷。胡刻古籍在古籍拍賣會上一直都是搶手貨而且都是高價成交。

Ⅶ 清代的雕版書籍分為哪兩類

清代的雕版書籍，以私家刻書最有價值。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著名文人所刻自己的著作和前賢詩文，這類書大都是手寫上版，即所謂寫刻本，選用紙墨都比較考究，是刻本中的精品；另一類則是考據、輯佚、校勘學興起之後，藏書家和校勘學家輯刻的叢書、逸書，或影摹校勘付印的舊版書。

私家刻書精本佳刻迭出不窮，而且在考據、校勘、輯佚學興起之後，為適應其需要，才刻印了大批叢書、逸書和舊版書籍。其中各式各樣叢書的出現是清代圖書印刷事業的特色之一。

清朝書籍

Ⅷ 我國古代刻書的四種生產方式

1、印製書籍出現前的書籍生產方法

我國印製書籍大約起於唐，成於五代，盛於兩宋，旁及遼、金、西夏，沿襲於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國書籍的製作方法大概依書籍的製作材料而定，先後有過刀刻、鑄造、筆寫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書籍之一的甲骨文書，從現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為什麼非要用刀刻？這大概取決於這種材料的質地。我們知道，骨頭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卻不怎麼強，如果用筆寫，可能不會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還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筆道纖細勻稱。如果用筆寫，那時有沒有那麼細的筆還是個問題。一塊龜甲或一塊獸骨，沒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時形成的卜兆裂紋，能著字的地方所剩無幾，如果筆尖稍粗，根本無法寫下。這大概也是採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跡既能保持久遠，又能筆道勻整，又適應甲骨僅有的空餘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們見到的甲骨文書絕大多數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纖細，像陝西周原地區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跡要用五倍的放大鏡才能看清，可見那時的微雕技術已經相當精湛了。

初期書籍之二的青銅器銘文，據現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凸出來的陽紋，一種是凹進去的陰紋。兩種紋路不同，它們的製作方式也不同。凹進去的陰紋文字比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設計製作好的青銅器上，如果什麼時候想在上面鐫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隨時請人操刀鐫刻就是了。這種用刀在青銅器上直接鐫刻陰紋文字，比在青銅器上鑄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銅器上鑄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計劃。有的在設計時大概就不想當作器具用，而是想鑄字，以文字意義為主的。例如鄭國、晉國鑄造的刑鼎，目的就是為了公布法律，曉諭全國。這類青銅器物上面的文字，在製造澆鑄模子時就要考慮周詳。一份文件，一個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個字的鎪〔sou搜〕鋟〔jian堅〕，都要精心設計，精心製作。而且模子內壁的陽陰紋字跡必須是凹進去或凸出的反字，澆鑄出來的才是凸起或凹進的陽紋或陰紋正字。這就牽涉到模子內壁上陰陽紋反字究竟是怎麼弄上去的問題。正寫反貼雙勾再鎪鋟，自然是我們現代人的思維。古人是不是這樣做，不敢肯定。考古學界有人根據青銅器銘文中常用虛字的酷似，推測青銅器鑄模內壁的陰陽紋反字，可能是一個一個事先做好的陽陰紋正字壓擠出來的。這種推想十分大膽，假如這種推想能夠成立，那就表明我們的祖先老早就懂得製造活字的原理了。當然這種活字尚不是為了排版印刷，而是為了鑄造青銅器銘文。

初期書籍之三是石質文書。我國自周秦以來，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寫的石質文書，也可以說是浩如煙海。歸納起來，往石質材料上著附文字，就現在所知也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書寫，一種是刀刻。書寫者見於侯馬盟書。1965年在山西侯馬春秋晚期晉國遺址出土的盟書，都是以硃色或墨色書寫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長32厘米，寬3.8厘米，上尖下方，形態規整。這種盟書為什麼要用筆寫而不用刀刻，道理說不清楚。也許因為侯馬盟書是社會急劇變化的產物。在中國古代，大凡需要發誓定盟，總是事有急需，發於義憤。並且盟書要一式兩份，一份留作證據，藏於盟府，以備查驗；一份沉於河底或埋於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兩份，刀刻可能不適應，故採用手寫。不過這只是推測，不能算是科學結論。除侯馬盟書以外，傳世的所有石質文書，包括摩崖石刻、碑、碣、歷代所刻儒家石經、釋家石經、道家石經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這些刀刻的石質文書，不同於侯馬盟書的一份要藏於盟府，一份要沉於河底或埋於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來就是依山刻石，風吹日曬自是家常便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是用筆在石質上寫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質上刻字，時間一長，或經過雨水的沖洗，字跡就會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跡全無。所以古代的石質文書絕大多數都是用刀刻成的。

隨著書籍的發展，特別是隨著正規書籍的出現和發展，以前的甲骨、青銅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適應需要，竹木簡便廣泛地被採用為書籍的製作材料。這種材料不同於以前的甲骨、青銅器和石頭，究竟採取什麼辦法將文字著附在竹木簡上，這是書籍生產方法上的重大課題。歷來出土的大量竹木簡，證明了竹木簡書都是用筆寫成的。過去有所謂「刀筆吏」的說法，說竹木簡書是用刀刻成的，這完全是一種誤解。事實上刀、筆、墨、硯要預備齊全，才能書字於竹木簡上。筆、墨、硯的功能不言而喻，誰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過去說法不一。一種說法，刀就是筆，用刀筆在竹木簡上刻字。這早已為事實所推翻。還有一種說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小學生，甚至包括初中學生，每天上學，他們的書包里所帶的鉛筆盒中，必帶有鉛筆、筆刀和橡皮。 目的是當寫了錯字時，就用橡皮將錯字擦掉，而後改成正確的字。竹木簡書盛行時期，之所以要把刀、筆、墨、硯同時備齊，同樣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類乎今天中小學生所用的橡皮。當在竹木簡上寫了錯字時，就及時用刀子颳去，然後再寫上正確的文字。過去人將「刀筆」連讀，解釋為刀子筆，進而說竹木簡書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事實上竹木簡書都是用筆寫成的。

在竹木簡書盛行的同時，絲織品中的縑帛也是書籍的製作材料之一。用這種材料製作書籍，就無法像甲骨、青銅器、玉石那樣，其文字可以鑄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筆書寫。這道理很簡單，用刀在縑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像的。同樣，像後世印製紙書那樣，將文字印在縑帛上，也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帛書只能是用筆書寫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辦法將文字著附上去。事實上，歷來出土的帛書，也確實都是用筆書寫而成的。

紙張取代竹木簡、縑帛而成為書籍的普遍製作材料之後，不但改變了竹木簡笨重，縑帛貴重的弊病，而且由於紙張比竹木簡、縑帛更易於著墨，所以自東漢至五代上千年的時間里，紙書多是用筆抄寫而成。又由於紙張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軟，所以又承擔起自唐代開始的印製書籍的任務。雕版印製書籍中經五代的緩慢發展，至兩宋而極盛，標志著書籍的生產方法發生了劃時代的變革，人類文明也跨進了新的歷史時期。

(2)印製書籍的出現與發展

我國用雕版印刷的辦法來印製書籍，大概在唐朝已經開始。這無論從文獻記載或實物留存都能得到證實。但印書之始，絕不意味著雕版印刷的技術到唐朝才發明，反而表示這種技術在唐以前應該早已出現。到了能夠印製整部的書籍，則應該是這種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了。但長期以來，參與討論中國雕版印刷術發明問題的中外古今學者，卻多以印書之始來論證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結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後，始終得不出一致的意見和科學的結論。早的有東漢發明說，東晉咸和(公元326—334年)發明說，六朝(公元222—584年)發明說，隋朝(公元581—617年)發明說，唐朝(公元618—906年)發明說；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發明說，北宋(公元960—1126年)發明說。時代跨度上千年。這些說法，有的因論據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實物為證，但不符合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們這里不是討論印刷術的發明，我們注意的是用這種技術來生產書籍在唐朝則是史不絕書了。

明朝有位史學家叫邵經邦(公元1491—1565年)，他寫了一部歷史著作叫《弘簡錄》。在《弘簡錄》卷四六記載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後長孫氏，洛陽人，年僅36歲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當宮女們將皇後生前所編纂的《女則》10篇呈獻給皇帝時，唐太宗撫物生情，「覽而嘉嘆，以後此書足垂後代，令梓行之。」這里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這是迄今所知關於印製書籍的最早記載。長孫皇後卒於貞觀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則》應當就在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後一點。表明在7世紀的上半葉，中國已經懂得用雕版印刷的辦法來生產書籍了。而且生產的第一部書就是婦女著作。

馮贄的《雲仙散錄》記載「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眾，每歲五馱無余」。我們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經出發的那一年是貞觀三年(公元629年)，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經回國，前後經過了17年。再過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圓寂。所以他用回鋒紙印刷普賢菩薩像，施於四眾，應當在貞觀十九年他取經回國，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圓寂之間。這件事情的發生，距雕印長孫皇後的《女則》僅10多年的時間，說明7世紀的上半葉，中國不僅懂得雕版印製書籍，也懂得雕版印製佛畫了。

此後，關於唐代雕印歷書、字書、韻書、文集、道書、陰陽雜記等書的記載，屢見不鮮。流傳於世的實物也不只一兩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jie 介〕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剛經》、西川成都府樊賞家雕印的歷書、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的梵文《陀羅尼經咒本》等，就都是至今還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別是那件被斯坦因攜走，現在庋〔gui 鬼〕藏於大英圖書館東方部的《金剛經》，可以說是世界上現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當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張紙粘連而成，全長15.2尺，完整無損。卷首有釋迦牟尼佛坐蓮花座上，對長老須菩提等僧眾說法的扉畫。妙相庄嚴，栩栩傳神。經文字體端莊凝重，刀法穩健。印紙精良，墨色精純。古樸大方，賞心悅目。說明到9世紀中葉，我國的雕版印刷技術已經進入相當成熟的時期了。

進入五代之後，雕版印製書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採納，並且用來印製儒家經典了。從後唐長興三年(公元932年)起，到後周廣順三年(公元953年)止，中原地區的四個不同朝代唐、晉、漢、周，在22年的時間里，由國子監連續不斷地完成了《九經》的校勘和雕印工程。這是儒家經典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辦法生產出來。或者說儒家經典的第一代版本，就是五代時期國子監出版的，監本之稱也就開始於此。與此同時，《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以及解釋儒家經典的《經典釋文》，也先後被雕版印製出來。鄆州須昌(今山東東平縣)人和凝，不顧別人指責，自己主持雕版印製了自己的文集，開創了版本學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後蜀宰相毋昭裔，不但主持雕刻了《蜀石經》，還主持雕版印製了《九經》，還讓自己的門人句〔gou勾〕中正、孫逢吉主持雕版印製了《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以及民間雕印的佛經、佛畫更多，道家的某些著作也被雕印出來。整個書籍的生產方法，已面臨全面改革的前夜。

進入宋代以後，書籍的生產方法便以雕版印刷為主流了。南北兩宋刻書之多，雕鏤之廣，規模之大，流通之寬，版印之精，都堪稱前所未有，後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監，下至地方各府、州、軍、縣，各路茶鹽司、安撫司、提刑司、轉運司、公使庫，各府學、州學、軍學、郡齋、郡庠、學宮、頖〔pan 盼〕宮、學舍，各縣縣學、縣齋，各地書院，私宅、家塾、書棚、書坊、書肆、書籍鋪，各地寺院、道觀、祠堂等等，都競相刻書，形成了廣泛的刻書網路，使書籍生產出現了空前未有的高潮。兩宋以後，迭經元、明、清，旁及遼、金、西夏，書籍的生產方法多是採用這種雕版印刷，為今天留下了十分豐富的文化典籍。

(3) 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

雕版印製書籍，比起用手抄寫書籍，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只要雕刻一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隨心所欲。但這種技術必須是每一種書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種書籍。它只能在部數上增加，不能在種數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這顯然是工本極大，勞師費時。這種固有的弱點，在兩宋雕版印製書籍充分發展的同時，也就充分暴露出來。能否克服這種弱點，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隨意生新？這是擺在當時書籍生產者面前的新課題。北宋慶歷年間(公元1041—1048年)，平民畢升用自己的天才和實踐圓滿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就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圖5)。

關於畢升發明泥活字印書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夢溪筆談》卷十八中有翔實的記載。沈括說：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本。 慶歷中，有布衣畢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范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葯稍熔，則以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復者。不用則以紙帖之，每韻為一帖，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為余群眾所得，至今保藏。

這段記載，從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儲備、生辟字的臨時製作、不用時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說得清清楚楚。我們從中可以認識到，畢升發明的泥活字印書法，除了稍顯原始古樸之外，其餘關乎現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時幾乎都已具備了。這是書籍生產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閃現了現代書籍生產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國人谷騰堡用活字排印書籍大約要早400年。可惜的是，畢升用這種泥活字排印過什麼書，不見記載。實物更無流傳。但按照畢升泥活字排版印書的原理，仿製泥活字，用它來實踐印書，卻是代有其人。周必大在南宋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根據沈括《夢溪筆談》中的記載，在潭州(湖南長沙)仿製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自己的《玉堂雜記》二十八事。這是現在所知關於用泥活字印書的最早記載。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謀士姚樞，在河南輝縣教弟子楊古根據沈括的記載，也仿製了泥活字，排印《小學》、《近思錄》、《經史論說》等書，用來化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蘇州人李瑤仍仿製出泥活字，並用它排印了《南疆繹史勘本》和《校補金石例四種》等書。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安徽涇縣翟金生及其家人，經過30年的努力，仿製了10多萬個泥活字，並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試印初編》、家譜《水東翟氏宗譜》，以及他朋友黃爵滋的集子《仙屏書屋初集》等書。
在泥活字原理啟發下，被畢升當年揚棄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楨試製成功。與此同時，還創制了轉輪揀字法。王楨用自己創制的木活字，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縣志》。比王楨晚20年，浙江奉化州官馬稱德，在任內也主持製作了10多萬個木活字，並用它排印了《大學衍義》等書。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製造出來，如回鶻文、西夏文木活字都已出現。至今還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經傳世。新疆博物館、敦煌藝術研究院和中國歷史博物館，還分別收藏有回鶻文木活字的實物。回鶻文不同於漢語，每個片語的字母構成不同，片語的長短也不同，因而形成的木活字長短也就不同。這種長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術要比一樣大小的漢字木活字復雜得多。可當時被忽必烈譽為神逸俊秀的回鶻人，居然能解決這樣復雜的排版技術問題，不能不說是開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術的先聲。這是我國少數民族為中國書籍史發展做出的一大貢獻。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書的地區已普及到蘇州、杭州、南京、福州、四川、雲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書，有書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餘種。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於形勢的需要，朝廷發布的邸報，也叫作朝報，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這可以說是開了報紙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已在全國通行。上至內府，下至各級衙署、書院、書局、書坊等，大都備有木活字。河北、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廣東、陝西、甘肅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過書。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詔求天下遺書，復出內府秘籍，並校輯《永樂大典》所見佚書，開館編纂《四庫全書》。原先打算選擇其中傳世極罕，又足資考鏡者，先行刊印流通。無奈工程太大，於是採納金簡的建議，刻了25萬多個大小不等的木活字，用來排印上述的難得之書。乾隆皇帝以為稱活字不雅，便賜名「聚珍」。又因為這項工程在武英殿進行，所以將用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規格的書，就稱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共收錄圖籍134種。這是我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書工程。

金屬活字，包括銅活字、錫活字、鉛活字等。其中銅活字應用較廣，現知最早銅活字印書活動是在15世紀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間。當時江蘇的無錫、常州、蘇州一帶都有用銅活字排印的書籍出現。最有名的是無錫的華家與安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華燧用銅活字擺印了《宋諸臣奏議》50冊。因銅字難受水墨，印製出來的書葉，墨色濃淡極不均勻，但它卻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銅活字排印的書籍，因而顯得十分珍貴。現知華燧以會通館名義用銅活字先後排印過15種書。華燧的叔父華珵〔cheng成〕於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銅活字排印過陸游的《渭南文集》和《劍南詩稿》。華燧的侄子華堅和華堅的兒子華鏡，也用銅活字排印過《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長慶集》等。無錫除華氏外，尚有安國桂坡館也用銅活字印書。安國字民泰，是無錫的巨富，有「安百萬」之稱。他用銅活字排印的書，可以考知者也有10餘種。其中的正德《東光縣志》，是國內現存最早用銅活字印製的地方史志。此外，福建建陽書商也用銅活字排印過《墨子》。清代，福建人林春祺，從18歲開始刻制銅活字，花了21年的時間，耗去白銀20萬兩，製成大小銅活字40多萬個，並用這套銅活字排印了顧炎武的《音論》、《詩本音》及軍事叢書《水陸攻守戰略秘書》等七種書籍。當然，規模最大的還要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內府用銅活字排印的《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一萬卷，目錄40卷。分六編32典，6109部。內容繁富，區分明晰，是我國著名的大型類書之一。這次銅活字印書活動，構成了我國歷史上最大的金屬活字印刷工程。

錫活字，元朝人的著作中就有記載，但不見實踐。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廣東佛山鎮有位姓唐的書商，出資一萬元鑄造錫活字20多萬個。並於咸豐元年(公元1851年)用這套錫活字排印過馬端臨的《文獻通考》348卷。鉛活字，明朝人、清朝人都有記載，但不知印過什麼書。

用活字排版來印製書籍，在我國出現很早，但發展卻很緩慢。然而它畢竟是一種新生事物，較之雕板印書具有無比的優越性，代表了書籍生產方法前進的方向，所以到了清朝晚期，隨著西方鉛字排印技術的傳入，中國書籍的製作方法也就走上了世界鉛字排印的共同道路。今天，激光照排、電腦列印等新方法不斷涌現，書籍生產方法又面臨一場偉大的革命，人類文明將要跨入新的歷史時期。

Ⅸ 中國古代的刻書系統主要由哪些部分組成

中國古代的刻書系統主要由：刻書系統將書籍刻印分為官刻、私刻、坊刻。這一理論始自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官刻包括中央與地方官府刻書，私刻一般指官員、士人、鄉紳等個人刻書以及寺院、道觀、家族祠堂等刻書（也有將寺院刻書另分一類的），坊刻指書鋪商人刻書。三者之中，除坊刻以贏利為目的以外，其他兩者都不以贏利為目的，或者只求保本微利！！！！！！！！！

Ⅹ 請問雕版刻書是從什麼朝代有的

宋代長沙的雕版刻書之風
唐末五代是我國雕版印刷術的盛期，當時全國許多地方都出現了雕版印刷手工業。五代時益陽詩僧齊己的《白蓮集》是湖南籍文人中最早用雕版印行的文集。從現存的圖書和前人著求的書目看，湖南刊刻雕版圖書的可靠年代是北宋時期，南宋時吏趨興盛。長沙作為歷代湖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自然成為湖南圖書刊刻批發的集中地。

雕版印刷在宋代大致分官刻、家刻、坊刻3類。官刻書是各級官署刻書，家刻書由私家出資刻印，坊刻書是指書商特設的書鋪、書坊所刊刻的書。南宋時長沙地區經濟繁榮、文風昌盛，州縣官員大多是儒學之士，所以官府刻書之風盛行。 1166年（乾道二年），張主持的潭州州學刻印了胡安國編集的宋代理學奠基看程穎、程頤的《二程文集》15卷，這是全國最早的二程文集之一。但由於胡安國在編輯過程中對二程的某些文字作了刪削，所以南宋理學大家、二程繼承者朱熹見了頗有意見，他另編了《程氏遺書》25卷和《程氏外書》12卷，也由潭州州學於淳熙、慶元（1174－12000年間先後刊行。這些書是當時長沙地區最重要的官刻書籍，印成後流傳廣泛，對程朱理學在湖南乃至全國的傳播發揮了相當顯著的作用，於後代湖南的印書事業也影響深遠。正是受其影響，延至明清兩代，長沙書坊還競相刊印理學著述，數量、種類繁多。南宋時期潭州州學刻印的經籍，還有易、書、詩、三禮、孝經、論語、孟子、春秋三傳和賈誼的《新傳》，以滿足士生們讀經習史的需要。中國古代對編撰地方誌十分重視，幾乎每朝每代都要花大量人力加以編印，以求流傳後代，教化地方，所以長水官刻書中官署刻印的地方誌所佔比例也較大，只是由於年代久遠，至今存書已很少。此外，宋代官署摹的碑帖也屬官刻本，如由潭州知州劉沆請錢希白摹刻的《長沙帖》就屬此類。一般而言，官刻本的數量並不大，與家刻、坊刻相比要少得多，但因為是官府所為，所以它卻一直占引導地位，往往出現官刻什麼書籍，私家和書坊就刻什麼書籍的情況。

私家刻書，有的是為了讓自己的著述可以傳之後世；有的是為了緬懷先人，光大祖德；有的是熱心文教，為保存鄉鄰文獻；還有的是以此為事業等等。所以，家刻書中大量是刊刻者本人或家族先人的詩文、著述、家譜，部分是前人和朋友的遺集，以及家墊用書。在湖南雕版刊印初起的宋元時期，這些書大多作贈送、交換之用，只有少數出售。根據宋代長沙地區文教昌盛的情況看，私家刻書的數量應該不少，但由於年代久遠，現在能知的宋代私家刻書已經不多。最早的應該是北宋時潭州湘陰人鄧忠臣所著的《玉池集》。鄧忠臣以孝著稱鄉里，1070年（熙寧三年）中進士，官大理寺卿、考工郎，因受牽連列入「元黨籍」。鄧忠臣對杜甫的詩深有研究，《玉池集》中有不少與這有關的文章，刻版成書後分別著錄於《宋史·藝文志》和南宋人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中。此外，南宋長沙劉光祖也有家刻書，但書早已亡恢。

在官刻、家刻、坊刻3類中，宋元雕版印書由當時書賈所設書肆、書鋪、書坊所刻的，坊刻書占的比重最大。坊刻書范圍很廣，品類也多，如民間日常所需的歷書、家書、韻書、佛像、年畫、醫葯、通俗唱本、童蒙讀本、占卜星相，以及為士人應科舉考試需要而刻的類書、八股制藝、試帖書等。少數資金雄厚、名氣大的書肆也刻過一些經書、正史及子集名著。由此可以推知宋代長沙的坊刻書業是很繁榮的，目前所知道的較著名的宋代長沙坊刻書有《百家詞》127卷、辛棄疾《稼軒集》1卷等。

看了這些，應該對你有所幫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