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三國演義三絕資料
《三國演義》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歷史演義小說,亦是一部歌頌作者理想中的英雄人物的長篇歷史小說,是一曲明主、賢士和良將的頌歌,唐宋以來,很多詩人,盡管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動機也各異,但在他們的詩詞中,都表現了對這些英雄人物的敬重與仰慕之情。唐代偉大的詩人杜甫對諸葛亮更是推崇備主,他一生寫下了許多感情真摯贊美諸葛亮的詩篇。今日再談《三國演義》,感懷《三國演義》中的「三奇」、「三絕」。所謂「三奇」是說諸葛亮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關羽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曹操是「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所謂「三絕」是指諸葛亮的「智絕」,關羽的「義絕」,曹操的「奸絕」。
諸葛亮在《三國演義》中是一位被大書特書的人物,從某種意義上說,看《三國演義》主要是看諸葛亮,在他出山之前和他病死之後,作品的描寫都是比較簡略的。由於諸葛亮是劉備集團舉足輕重的人物,羅貫中對他的出場作了精心的安排。首先作者從水鏡先生的口中說出「伏龍、鳳雛何人也?他只是笑著說:「好!好!」,這就構成了一個強烈的懸念,使讀者想見其人。接著又寫了徐庶有力的推薦,這樣,讀者的心目中已經有了他的地位了。但作者並不急於讓諸葛亮立即出場,而是用大量的筆墨,詳細地描寫了劉備虔誠地三顧茅廬的曲折過程,一直到第八卷《定三分亮出茅廬》這一則中,才讓諸葛亮正式出場。在這以前作品中從來沒有過「三國」字樣,唯有諸葛亮的出場,《三國演義》才正式點題。
劉備和諸葛亮第一次見面,草堂之上,略事寒喧,二人就縱談天下大勢。諸葛亮開門見山,宣布了他經地深思熟慮的綱領,這就是有名的「隆中決策」。這個綱領,在《三國演義》上只三百一十個字,在《三國演義》中也只有三百五十個字,其主要精神是:
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佔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為本,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
這是他對當時的敵、我、友三方的形勢進行正確分析的基礎上作出來的決策。諸葛亮在舌戰群儒時,曾以醫道喻劉備當時的情況:「夫病疾之極,當以糜粥以飲之,和葯以用之;待其臟腑調和,形體暫回,然子用肉食以補之,猛葯以治之,則病根盡拔去,人得全生也。」諸葛亮出山時,劉備的處境很困難:「軍敗於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只關、張、趙雲而已」,正如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所說的:「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與劉備力量形成強烈對比的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二者都是暫時不可攻取的對象,因此他主張暫時避開強敵,光取荊州和益州建成自己的基業,然後徐圖中原,統一天下。這種決策是符合當時的政治軍事斗爭實際的。後來諸葛亮把它概括為「北拒曹操,東和孫權」八個字的戰略方針。為了貫徹這一戰略方針,在赤壁之戰前,他孤身入東吳,經過曲折復雜的斗爭,與東吳結成了聯盟,以後關羽破壞了這一聯盟,劉備不聽諸葛亮的勸告,興兵伐吳,被陸遜火燒連營,兵退白帝城病死。劉備死後,蜀中元氣大傷,諸葛亮獨力支撐了這個困難的局面。他「七擒孟獲」,穩定南方;「六齣祁山」,北伐曹魏。諸葛亮便是這樣一個在各種類銳、復雜而又艱苦的斗爭中充分發揮著聰明才智的人物。
為了表現諸葛亮的聰明才智,《三國演義》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寫了一些陪襯人物。
在劉備集團內部主要寫了龐統。龐統號鳳雛,與卧龍齊名,傳說「兩人得一,可安天下」。龐統向劉備建議進取西川,又直接參與行軍指揮,表現了他的見識和才略。然而沒有聽諸葛亮的勸告,結果在落鳳坡中箭身亡。
在劉備集團外部,主要寫了孫吳方面的周瑜和曹魏方面的司馬懿。赤壁之戰是《三國演義》重點描寫的一場戰爭。諸葛亮是這場戰爭中的關鍵人物。他入東吳後,通過「舌戰群儒」、「智激周瑜」後,初步結成孫劉聯盟,對曹作戰。作品在孫劉聯盟的幕後,安排了周瑜和諸葛亮之間的微妙斗爭。周瑜看出足智多謀的諸葛亮輔佐劉備,對孫權是極為不利的,因此,三番兩次地想殺掉他以絕後患。周瑜雖然精明干練,卻顯得氣量狹小,目光短淺,妒才嫉能,不顧大局。面對周瑜的陷害,諸葛亮有理、有利、有節地進行了斗爭,以孫劉聯盟為重,不計較個人恩怨,使周瑜的多次陷害都不能得逞,而且還沒有讓矛盾公開化。赤壁之戰的正面指揮是周瑜,而從旁操縱、掌握主支權的則是諸葛亮。當赤壁之戰大火一起,諸葛亮乘機佔領了荊襄九郡。曹操戰敗後,退回了北方,局面初步穩定,諸葛亮就主動向周瑜進攻了,針鋒相對,將計就計,使周瑜處處被動,一籌莫展,終於「陪了夫人又折兵」。在他臨死的時候,發出了「即生瑜,何生亮」的感嘆。
在諸葛亮的後期,作品又從曹魏方面寫了他的一個對手司馬懿,司馬懿老謀深算,見識和手段遠遠超過了周瑜。諸葛亮早已覺察到「深有謀略」的司馬懿,久後「必為蜀中之大患。」曹睿任命司馬懿提督雍州、涼州等處的兵馬,曾經使諸葛亮為之「大驚」,後來運用反間計,使曹睿罷撤了司馬懿,才向後主劉禪上《出師表》帶後北伐。司馬懿雖然見識手段比周瑜高,但指揮作戰到底比諸葛亮要略遜一籌。他能料定諸葛亮的一些計謀而預先作好防備,等到諸葛亮因勢利導,更出新意,他就窮於應付了。諸葛亮不僅善於根據具體事先作好周密的安排,而且善於面對突然發生的情況,隨機應變,從容敵。馬謖違反了諸葛亮的指示,失了街亭,使司馬懿十五萬大軍很快逼近西城。這是諸葛亮身邊沒有大將,只有一班文官和二千五百軍士。如果據守西城應戰,則將眾寡懸殊而不堪一擊;如果棄城逃跑,則因時間倉促而難以脫逃。在這樣形勢十分危急的情況下,諸葛亮鎮定自若,沉著冷靜地設下了「空城計」,終於嚇退了司馬懿率領的十五萬大軍。當時作戰雙方都掌握了對方的特點。司馬懿了解諸葛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 」,諸葛亮正好利用了司馬懿對他的一貫估計,偏偏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偶爾來一次冒險,這正好符合兵法上「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的原則。事後,司馬懿只好承認「吾不如孔明也」。
關羽是《三國演義》著力描寫的一個良將的典型。作者主要是從「勇武」和「義氣」兩個方面來塑造這一人物的。
在「溫酒斬華雄」這一則中,作者只用了三百字的篇幅就寫出了關羽的神勇。後來,他「斬顏良」,「誅文丑」,「過五關」、「斬六將」,更是所向披靡。「單刀會」又把他的威武不屈的氣概、風貌,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了。
然而作品中重點描寫的卻是他的忠義思想。這方面的描寫很多,其中與曹操相處的一段時期,描寫的格外集中。第五卷《張遼義說關雲長》這一則中,先寫他中了圈套,處於困境。曹操派張遼去投降,關羽決意不肯。他大義凜然地說「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為天下笑」!當張遼說他一負盟誓,二負劉備依託之重,三不思匡扶漢室,而以匹夫這勇相拚殺,是三大罪時,他動了心。但針對這三條,他提出三約,三者缺一不可。結果,曹操答應了他的要求,才使他暫留下來。在曹營期間,曹操對他恩禮交加,「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封官加爵,用功名利祿來引誘他。可是關羽絲毫不為所動,一旦得知劉備下落,便斬將奪關而去。他走後,連曹操也稱贊他「真義士也」。
但關羽政治目光短淺,過於注重個人恩怨。由於他勇武過人,使他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因為他與劉備的關系非比尋常,又使他那剛愎自用的個性大有發展。馬超被封為平、西將軍,他心裡不服,竟不顧不局,要入川與馬超比武。他決斷輕率,意氣用事,又喜歡別吹棒,滋長了一種盲目的輕敵思想。他侮辱性地拒絕了孫權的求婚,破壞了諸葛亮「聯吳抗曹」的戰略方針,終於失了荊州,敗走麥城,最後被擒而死。使蜀國遭受到巨大的損失。
關羽數十年來既為劉備立下了汗馬功勞,又使劉備事業遭受了重大和不可禰補的損失。他就是這樣復雜的人物形象。
曹操是一個復雜的多側面的典型。
《三國演義》確實著力描寫了曹操的雄才大略,他從少年時起就膽略過人,機警而善權術,且有除殘去穢安邦定國的雄心壯志,刺卓失敗後,他回到家鄉,疏散家財,招募義兵,矯詔十七鎮諸侯,討伐董卓。討卓失敗後,他知道袁紹等人各懷異心,不能成大事,於是領軍自投揚州,決心自己打開一個局面。在鎮壓山東黃巾起義的過程中,他招降起義軍三十餘萬,號為「青州兵」,這使他站穩了腳跟,到後來權威日重。他又採納謀士苟或的建議,繼續打著舉義兵匡扶漢室的大旗,入朝輔佐天子,從此掌握了朝廷大權,交建立了強大的武裝力量。挾天子以令諸侯,從此他成了威鎮華夏,縱橫四海,叱詫風雲的人物。他先後除呂布,破二袁,定劉表,縱橫三十年,終於削平群雄而統一了北方。在這幾十年的政治和軍事斗爭中,顯示了他傑出的軍事和政治才能。
他善於用兵,常出奇制勝,以弱勝強。他懂得想成霸業,統一天下,必須先得人心,不能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程昱也佩服他有王霸之才。關羽封金掛印不辭而去,曹操不令追趕,作者於此處有小字注雲:「此言曹公平生好處,為不殺玄德,不追關公也。因此,可見的曹操有寬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他又知人善任,識拔奇才,因此,在他周圍聚集了很多人才,形成「文有謀臣、武有猛將」的興盛局面。三十年戎馬生涯,雖然最後他並未完成統一大業,但司馬氐統一全國的基礎,無疑是由他奠定的。在曹操身亡後,作者引用陳壽的話贊揚他:「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羅貫中對曹操的英雄豪氣和巨大的功績,是描寫的很充分的。
北定中原是曹操英雄事業的頂點,也是曹操性格變化的轉折點。中原 平定了。他要實現自己的圖王霸業的雄心壯志,就得把矛頭指向劉備與孫權了。曹操對付二袁時,看上去力是弱小,但二袁是腐朽的,曹操卻進生氣勃勃的。現在,情況正在反過來,看來曹操的力量是強大的,可是他的生氣正在消失,而他的對手劉備和孫權,都有統一天下的大志,都是生氣勃勃的諸侯。當曹操與劉備和孫權角逐時卻到處碰壁了。這時曹操志得意滿。在生氣勃勃的對手面前,他恰恰犯了驕傲輕敵的錯誤。橫槊賦詩時,他躊躇滿志地說:「今手下有百萬雄師,更有諸公效力,何愁功業不成耶!」他嘲笑劉備、諸葛亮是「螻蟻之力,搖吾泰山之重」。很明顯,百萬雄的優勢,已經成了他思想上的一大包袱。很多不利的因素他渾然不覺,他驕傲了,麻痹了。
在政治上,曹操犯了嚴重的策略錯誤。當他戰而下荊州時,劉備新敗,孫權正在觀望。他本該分化孫、劉、各個攻破,而他自恃兵多將廣,忽略了他過去慣用的策略。經荀修提醒,他才發了一道請孫權「會獵於江夏」的檄文,這已大大落後於魯肅、諸葛亮了。
曹操自以為實雄厚,變得不象以前那樣愛惜人才了。早在赤壁之戰前,他就殺了諫阻他的孔融。赤壁之戰中,他又錯殺了蔡瑁、張允,醉殺「多立功績」的劉馥。他也仍想舉賢任能,但識別人才的眼力卻差了。他任用蔣干那樣的庸才,他搜羅到的,則是徐庶、龐統、闞澤、黃蓋這樣的敵方奸細。他日益變得自以為是,文過飾非。他視別人為「小兒」、「村夫」,唯獨自己智大才高。赤壁之戰時,荀修提醒他防火攻,他不以為然。直至黃蓋乘風破浪而來,他還迎風大笑,自嗚其意。赤壁大敗的主觀原因,全在他自射身,逃到南郡,他卻大哭郭奉孝,實際上是責怪眾謀士不普諫阻。
赤壁之戰以後,曹操由一個打天下的英雄變為坐守北方的統治者,並日益喪失了昔日的進取心,意志一步上衰退,終於走向腐朽。他「不以天下為念,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事皆在相府商議」。他拒絕了司馬懿的建議,放棄了取西川的機會:還說:「人苦不知足,即得隴,復望蜀也。」他的享樂思想日益滋長,他的勇氣、毅力也就日風消退了。這時,他在策略上的失誤更多了,劉備取西川時,孫權想乘機奪回荊州,這時,孫、劉聰明即將破裂,曹操本可收漁利,可他心血來潮,引兵四十萬下江南,把孫權的兵力吸引過來,給了劉備以取川的空隙。最後救樊城,損兵折將,卻讓孫權襲取了荊州。
曹操的舉賢任能,本來是基於王霸之志,後期的曹操王霸之志消磨殆盡,什麼人才,對他來說,也不象以前那麼要緊了。最有趣的是見張松。曹操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言語沖撞,就拂袖而去。教場點軍,被張松嘲諷了幾句,他就喝令推出斬之。虧了楊修、荀 苦諫,才改令「亂棒打出」。我們還記得討伐董卓時,二袁曾因關羽地位不高要將關羽「亂棒打出」,是曹操極力斡旋,關羽才得以溫酒斬華雄;想不到還是那個曹操,只是因為張松「容貌醜陋,言語不遜」,而將送來「天府之國」的張松「亂棒打出」了。不愛賢相隨而來的便是不納諫,曹操後期所犯的一系列重大策略、戰略上的錯誤,差不多事先都曾有人反對過,但他還是固執已見。荀或是曹操的得力謀士,在幫助曹操削平群雄,統一北方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只是不贊同他自封為魏公,受到曹操的猜忌,服毒而死。「孟德無始終,留侯不再來」。這兩句詩說出了曹操與賢士關系的顯著變化。
《三國演義》在描寫曹操的雄才大略及其消長變化的同時,小說對他性格中「奸詐「的一面也是著力描寫的。
曹操一出場,作者就以「裝瘋誣權」的細節描寫,展現了曹操性格發展的起點。這事情發生在一個小孩身上,無疑是一種壞品質。但是在那個時代,小小年紀,能想出這樣的招數,敢於做出這樣悖禮的事情,又表現了起平常人的聰明和膽量。正是這種道德品性上的劣根性和超乎常人的膽識,戲劇性地結合在一起,卻成了曹操性格發展的基礎。
接著,作品通過汝南許劭給曹操下了一個「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評語,既是「能臣」,又是「奸雄」,作者就是從這兩方面來刻劃曹操這個復雜而又多側面的典型形象的。
東漢未年,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東漢王朝一方面受到農民起義的學生打擊,同時又受宦官、軍閥的嚴重危害。在這種形勢下,曹操積極參加了反對宦官和軍閥的斗爭。當滿朝大臣盡皆掩面而哭時,曹操挺身而出,願借寶刀入相府刺條董卓。刺卓失敗後,在逃跑途中,他雙殺了呂伯奢一家,這兩件事情看來是矛盾的,但是,我們研究一下曹操干這兩件事的客觀環境和曹操的主觀目的,它們卻在曹操這個多側面的形象中得到了統一。曹操是一個仍著強烈功名事業心的人,在後來大銅宴雀台時,他回顧早年的活動,曾自稱:「專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企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使不辱於祖宗」,就是這種個人事業心的堂皇表白。當漢朝廷還有相當號召力時,他必須附在這張皮上,才能博取功名。所以他一手鎮壓農民起義,一手討伐賊臣。當人鎮壓農民起義時,曹操個人的目標便與朝廷的利益有了一致性;當他討謀私董卓時,又與人 民的利益有了一致性。羅貫中既有忠君思想又有愛民思想,所以對曹操採取了褒揚的態度。所以刺殺敬董卓事件,在作者的筆下便成了英雄行為。但曹操又是一個極端的利已主義者,他的刺卓是為了個人的功業,因而保命是第一位的。所以他行刺前便作好逃跑的打算,逃跑途中誤殺了呂伯奢的家小。自私、殘忍的曹操,為了避免遭呂伯奢的報復,索性斬草除根,以絕後患,連呂伯奢本人也殺了。行刺為了功名,獻刀為逃命,殺呂伯奢也同樣是為了功名性命。刺殺董卓的曹操和釘呂伯奢的曹操就這樣在曹操的性格中得到了統一 。
作品用了較多的篇幅,描寫了曹操的殘暴,譬如他為了報父仇,興兵血洗 徐州,「所到之處,雞犬不留,山無樹森,路絕行人」。但與此同時,作品也寫了曹操某些「恤民」的德政。「虐民」與「恤民」也能在曹操性格中得到統一。
亂世的人民,受戰亂之苦,嚮往安定生活,而民心的向背,往往對群雄的勝負,起很大作用。曹操要衽圖王霸業,就必須爭取民心。在攻打袁紹的過程中,他以「為百姓除害」相號召,頗有一些「恤民」的德攻。官渡之戰後,有士人簟食壺漿以迎王師,訴說「袁本初重斂於民」,頌揚曹操「弔民伐罪」,袁氏虐民而敗,自己恤 民而勝,這是對曹操活生生的教育。曹操聽了父老的話,大喜,當即號令三軍,不準殺人雞犬。在這里,恤民、害民看來顯得異常矛盾,但是此二者都是為了實現他根本的目的服務的。他在倉亭大勝後與他部下的一段堂皇的對話就透露了這種信息。當時有人勸曹操急攻袁紹,「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宙配又有機謀,爭未可拔。見今禾稼在田,功又不成,枉廢民業。姑待秋成,取之未晚。』眾曰:『若恤其民,必誤大事。』操曰:「民為邦本,本因邦寧。若廢其民,縱得空城,有何用哉?」這段對話就透露了曹操恤民的真謫。其一,所謂民為邦本,就是他自己建立功業之本,打仗就是為了實現他這個本;其二,他不肯進兵,首要原因還在於當時的形勢還不很有利,冀州「急未可拔」,所以他不肯「枉費民業」。若進兵有勝利把握,在他看來,縱廢民業,也為枉。正是基於這樣的盤算,恤民與害民在 曹操的復雜而又多側面的性格中統一起來了,在冀州恤民的曹操,正是徐州屠城害民的曹操合理發展。
對待小民百姓的態度如此,對待他的部下也是這樣,一切都是為了建立他個人的功業這個目的。如前所述,曹操是「尚賢」的,為了建立自己的王霸之業他千方百計地從各方面羅致人才。如果分發覺有人阻礙他這樣做,那他便會毫不猶豫地加以迫害。荀或是曹操的主要謀士,曾為他多立功勛,邊連曹操自己也說他是「吾之子房也」。可他只是勸曹操不要自封魏王,卻被曹操迫害而死,他先後還條害了曾為他多立戰功的謀士。他借許褚的手殺了許攸;借黃祖的手殺了辱罵過他的禰衡;以「雞助」的罪名殺了才高於他的楊修。尚賢與害賢,又在曹操的性格中統一起來了。
通過這樣的論述,可以說明曹操既是一個封建社會中的明主,又是一個欺詐、殘暴極端利已主義者的多側面的復雜的典型形象。
❷ 《三國演義》中的「三絕」是哪三絕,分別指的是哪三個人
奸絕:曹操
智絕:諸葛亮
義絕:關羽
所謂「三奇」是說諸葛亮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關羽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曹操是「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
所謂「三絕」是指諸葛亮的「智絕」,關羽的「義絕」,曹操的「奸絕」。
出處是毛宗崗的《讀三國志法》
吾以為三國有三奇,可稱三絕:諸葛亮一絕也,關雲長一絕也,曹操亦一絕也。歷稽載籍,賢相林立,而名高萬古者莫如孔明。……歷稽載籍,名將如雲,而絕倫超群者莫如雲長。……歷稽載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
❸ 荀子·王霸的荀子·王霸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
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意乎身行,著之言語,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
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睹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睹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戰備,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桓、晉文、楚庄、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
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閔、薛公是也。故用強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故強,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
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穢則塞,危塞則亡。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
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
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然則強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強。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蔬,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紾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君。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強固之道焉,若是,則恬逾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暗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若秏?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
羿、蜂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蜂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
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台榭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閑靜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跬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願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願,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四者齊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於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
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遊玩之修,於天下不見謂修,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則雖幽閑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
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 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何赤子。生民則致寬,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他故焉,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污漫突盜以先之,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惡之如鬼,日欲司間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於民而巧,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台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若是,則夫朝廷群臣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則夫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眾,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
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辨: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則商賈莫不孰愨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財通,而國求給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強,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百姓對國家的興亡作用甚大,因而賢主要竭力關心百姓。在文中,荀子抨擊了小人誤國害民的罪行,主張儒者治國。
❹ 古人在還沒有出現加油這個詞的時候,鼓勵別人都會說什麼
人生的旅途,前途很遠,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有島武郎
中華文明經過了上下五千年的發展歷程,沉澱成為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而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代表,漢字成為了民族歷史上熠熠生光的存在。一筆一劃、一撇一捺,都是中華民族的見證。與漢字相伴而生的漢語也是中華文化的重要代表,伴隨著語調的不同,同一個漢字也擁有了不同的涵義。其中,"加油"一詞就是代表。在從前那個沒有"加油"的時代,古人們在吶喊助威的時候喊的什麼呢?
"加油"本來含義在當代社會,"加油"最原本的含義是與汽車有關。也就是說,"加油"這個詞用作動詞的時候,是與汽車相伴而生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汽車問世,伴隨著經濟的逐步發展,汽車逐漸走進了千家萬戶。而汽車之所以能夠行駛,是油的驅動。也就是說,不論是什麼樣的汽車,都需要不斷地添加油才能正常行駛。汽車添加汽油,農用三輪車添加柴油,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不僅如此,"加油"一詞更廣泛的應用,是在加油助威方面。
從大的方面上來說,宇宙飛船即將升空的那一刻,技術員們的一句"加油",是對探索未知的決心;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的時候,國人的一句"加油",寄予了深厚的期望,在他們的眼中,中國會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國會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國,中國人,會真正地站起來。
從表面上來看,"加油"一詞只是簡單的兩個字,可是藏在這兩個字背後的力量,卻是無窮無盡的。它代表別人的肯定,它代表的是別人的陪伴,它告訴那些處在困難與逆境中的人們,別怕,你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後,我們都站在你的身後,我們會一直陪著你。"加油"一詞,讓更多人有著春風拂面的感覺。加油,我親愛的祖國!
❺ 《王霸妻助夫守志》翻譯,快~
王霸,字孺仲。少時立高節,光武時,連續召他不出來做官。霸的事跡已見《逸民傳》。妻子也有美好的志行。起初,王霸與同郡令狐子伯做朋友,後來子伯做了楚相,而他的兒子做了功曹。子伯就使兒子送信給王霸,車馬服飾仆從雍容華貴的樣子。霸的兒子這時在田野耕種,聽說客人來了,丟下耒就回來,見了令狐之子,沮喪慚愧不敢抬頭看人。王霸見了,有愧色,客人離開而久卧不起床。妻子感到奇怪,問為什麼。開始不肯說,妻請罪,爾後說道「:我和子伯素來不一般,剛才看見他的兒子容貌服飾很有光彩,舉止行動很合適,可我的兒子蓬發厲齒,不懂禮節規則,見客時有慚愧之色。父子之恩情太深,不覺自己有些丟人。」妻說:「你少修清高氣節,不顧榮譽俸祿。現在子伯的貴氣哪比得上你的清高?怎麼忘了你的宿志而為兒子慚愧呢?」王霸屈起而笑道「:有這種事嗎?」於是就一道終身隱居不出。
❻ 《荀子》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絜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箸之言語,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義濟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
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睹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睹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脩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桓、晉文、楚庄、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
絜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閔、薛公是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
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塞;危塞則亡。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
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國,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
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然則彊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疏,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詩雲:「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秏(卒頁)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奚去我而適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致忠信,箸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羿、蜂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從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蜂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極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台謝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閑靜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睾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貴賤,惟誠能之求?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
❼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強國之策2000字論文
春秋時期齊國是第一個稱霸中原的大國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強國之策就是齊國宰相管仲當時施行的史無前例的改革
當時主要把齊國推向中原第一強國的核心人物是管仲和鮑叔牙
其中管仲對齊國的強大起到了最支撐的作用和巨大貢獻
管仲施行的改革措施在當時就是一種顛覆、顛覆舊有的凝固的傳統制度、就好像當今時代的互聯網顛覆傳統企業一樣。
管仲的改革分以下幾步
行政改革
管仲整頓行政管理系統,「叄其國而伍其鄙」。所謂「叄其國」,就是將國劃分為21鄉,士居15鄉,工居3鄉,商居3鄉,分設3官管理。所謂「伍其鄙」,就是將鄙野(國都之外的廣大地區)分為5屬,設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屬下有縣、鄉、卒、邑4級,分別設立縣帥、鄉帥、卒帥、司官管理。整頓行政系統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農、工、商各就其業,從而使部落的殘余影響被徹底革除,行政區域的組織結構更加精細化,並且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穩定。
人事改革
國中「慈孝」、「聰慧」、「拳勇」出眾者,由鄉長推薦試用,稱職的委任為吏,任用稱職的又可以晉升,直至升為上卿助理。選賢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祿制,擴大了人才來源,這一制度成為日後科舉制度的雛形。
兵制改革
其原則是「作內政而寄軍令」,其措施是「參其國而伍其鄙」,其內容為:將全國分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工商之鄉不從事作戰,實際從事作戰的是士鄉十五。五鄉為一帥,有一萬一千人。由齊君率為中軍,兩個上卿各率五鄉為左右軍,是為三軍,就是「參其國」。一鄉有十連,一連有四里,一里有十軌,一軌有五家,五家為一軌,這就是「伍其鄙」。軌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處在一起,因為利害禍福相同,所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強」。(見《國語·齊語》)。這是一種社會與軍事相結合的戰斗體制,亦為後來大規模的戰爭作了准備。
經濟政策管仲相齊的經濟政策是「遂滋民,與無財」(《國語·齊語》),「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史記·齊太公世家》)。或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史記·平準書》),以至「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史記·管晏列傳》)。
四庫全書管子
管子反對向「樹木」、「六畜」和人口抽稅,而主張「唯官山海為可也」,「山海」就是鐵和鹽(《管子·海王》)。若此記載為可信,則於管仲時就已經實行了統治鹽鐵的經濟政策了。
管子熟練的運用輕重之術對外策劃了衡山之謀、石壁謀和菁茅謀,堪稱古代貨幣戰爭的經典案例。
管仲實行了糧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准平。……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漢書·食貨志》下)。這種「准平」制,平衡糧價,間接承認了農民自由買賣糧食的權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農的生產利潤。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質好壞、產量高低來確定賦稅徵收額,同於馬克思級差地租。
管仲面對當時「竭澤而漁」的經濟開發,為了有效利用齊國的林木和漁業資源,制定了「山澤各致其時」。即歷史上最早的自然環境保護法,即禁止人們為了眼前利益而濫伐濫捕,以保護樹木和魚類的正常生長、免遭破壞。伐木和捕獵只准在適當的季節進行。
管仲修齊太公「九府圜法」,在齊國設立了專管貨幣的機構——「輕重九府呻」。齊國由政府統一鑄造貨幣,這種規范的貨幣呈刀形,名為「齊法化」或「節墨法化」,俗稱「齊刀」。
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統的闡述了消費對生產的促進效用。
法制改革
管仲以法治國,「事斷於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儀表,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奸。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
「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確;殺有罪,不寬赦;執行刑罰一定說到做到,民眾就會畏懼。權威明示於眾,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嚴格執法,公開執法。
「君一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譯過來就是:國君統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開,下面行事就都能合於制度。如果國君立法不能統一,下面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會增加。換成今天的說法,就是公開公平公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法制
「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則死,益令則死,不行令則死,留令則死,不從令則死。五者死而無赦,唯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譯過來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沒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說,隨意增刪法令的,不執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須處死,法令有了權威,下面的人就畏懼了。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
公元前685年,齊桓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國的法制主義理念,在齊國實施。此後,「事斷於法」便成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論。在這一基本理論的指導下,管仲整肅齊國內政,上下齊心,國家實力得到迅速提升,從而實現了稱霸中原。
第二步:就是思想的改革
人性趨利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後人所漠視的治國思想是「以商止戰」。就國家內政而言,「以商止戰」就是發展商品經濟,讓國民富裕而不至於造反。就與各諸侯國的關系而言,「以商止戰」就是擴大對外貿易,並以軍事的威懾力維持均衡。
管仲有很強烈的民本思想。他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他不主張用嚴酷的刑罰來威懾百姓,因為「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麼,如何才能做到「順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從其四欲」,即「百姓厭惡勞苦憂患,我就要使他們安逸快樂;百姓厭惡貧困低賤,我就要使他們富足顯貴;百姓厭惡危險災禍,我就要使他們生存安定;百姓厭惡滅種絕後,我就要使他們生養繁衍」。他認為,為政者只要懂得這些道理,把給予看成是取得,就是從政的法寶了。基於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6]
管仲雕像
在管仲眼裡,老百姓是「人」---好逸惡勞,貪財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親情。在管仲眼裡,官員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慾望野心和責任而已。在管仲眼裡,這個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壞人」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組成的,所以「政之所興,在順民心」。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沒有利益沖突的時候。商鞅和韓非看到了人性的惡,尤其在面臨利益沖突的時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觀點確實是對立的,但他們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惡,更看到了人性的「貪」---貪生怕死,貪財好色。齊國之所以富強,正是基於管仲對人性的了解,並想辦法使之有機會得到人性的滿足。
藏富於民
在經濟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和「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實現『富民』,管子認為發展農業最重要。因為『五穀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務也』。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就要『闢田疇、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
管子不僅重視農業生產,同時也十分重視工商業。他說:「無市,則民乏矣。無末利,則本業何出?」因而認為,農、工、商各業必須同時兼顧,『務本飭末則富』。
在社會政策方面,特別重視調節貧富差距。他主張:治理國家,要『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他認為,『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又說『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因此,他認為統治者的首要任務就是及時地調節社會貧富:『散積聚,鈞羨不足,分並財利,而調民事也』。如何調節?他的辦法是『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富而能奪,貧而能予,乃可以為天下』。如何奪富予貧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徵收消費稅;限制富人進入某些行業,以免與民爭利;間接運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財物等。同時,對貧者要『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振其窮』。此外,管子在對外貿易、貨幣和價格、糧食等許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論述,這些論述集中在《管子·輕重》篇里,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財富。
均田分力
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礎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順應時代發展,以適應當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使齊國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導致了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經過公開折算後租給農民,使其分戶耕種。《管子·乘馬》中說:『把土地分下去,實行分戶經營,可以使人民自覺抓緊農時。他們會知道季節的早晚、光陰的緊迫和飢寒的威脅。他們會自覺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關心勞動,不辭勞苦地經營。若不實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發揮。不告之農時,人民就不抓緊;不教以農事,人民就不積極幹活。』『均田分力』把勞動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蠻強制下的勞動變為自覺主動的盡心盡力的勞動,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與『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賦制改革,就是依據土壤的肥瘠徵收數額不等的實物農業稅。『相地』又稱『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確,再對土壤進行質量區分。
四民分業
這一方針是把國民分紅軍士、農人、工匠、商賈四個類別,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區域。管仲指出四民分業好處:一是「相語以事,相示以巧」,同一作業的人聚居在一起,易於交流經歷,進步技藝;二是「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對推進商品出產和流轉有很大效果;三是營建專業空氣,使民眾安於本業,不至於「見異物而遷焉」然後構成作業的不穩定性;四是無形中營建傑出的社會教育環境,使子弟從小就潛移默化,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把握專業技能。
管仲將「工商」與「士農」並排,以為這些人是「國之石民」,他說:「齊國大眾,公之本也。」
專業分工、子承父業的准則讓齊國的製造業技能領先於其他國家,以絲綢為例,中國最早呈現的絲織中間就在齊國首都臨淄。其時,臨淄出產的冰紈、綺綉、純麗等高級絲織品,不只齊國國內供應充沛,還許多熱銷周邊各諸侯國,乃至「全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
對外開放
齊國地處海邊,漁業和煮鹽業一貫興旺,管仲規則,魚鹽能夠自在出口,關口只掛號而不予交稅,以便當諸侯各國。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實施單一稅制,在關口征過了的,在商場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關於前來齊國經商的商人,他更是大開國門,無盡期待,提出「空車來的不要去討取稅費,步行背東西來的不要去交稅,這樣來的人就會越來越多」。他還主張齊桓公專門建立款待外國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處,來一搭車者供應自個飯食,來三搭車者供應馬的飼料,來五搭車者裝備可供自在調遣的人員。從此,「全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為了活潑販子,管仲乃至首開公營色情業。「管子之治齊,為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7]
他在國都臨淄開了七間官辦的倡寮(「女市」),每一間有妓女(「女閭」)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招引外來商旅,並大收其稅。在後世,管仲因而被拜為娼妓業的「祖師爺」,好像魯班在木匠業的位置。
在這種自在貿易方針的鼓舞下,能夠想見齊國商業的昌盛以及商人的活潑,《戰國策·齊策》如此記載齊國首都臨淄盛極一時的富貴現象:「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斗雞走狗,六博蹋鞠者。」
據核算,其時臨淄的居民人數達30萬之多,是其時國際上最大規劃、最富貴充足的城市,而與其一起的雅典城生齒不到5萬。
戰略合贏
齊桓公與管仲屢次商討富國之策,齊桓公主張對生齒、房子樓台、樹木、家畜交稅,管仲逐個否定,在他看來,稅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財物,自然會導致公民的不滿。「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管子·國蓄》。最佳方法是「取之於無形,使人不怒」並提出了「寓稅於價」的方法。並給指出「唯官山海為可耳。」
在農耕時期,鹽和鐵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支柱性工業,無一民眾能夠頃刻脫離。他說,萬乘之國的生齒約為千萬,如按成人徵人頭稅,應交納者約為一百萬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錢,為三千萬錢。若是進行鹽的專賣,每升鹽斟酌漲價出售,每月能夠得到六千萬錢,就可望得到一倍於徵人頭稅的收入。表面上,政府確乎不曾交稅,不致導致公民的「囂號」對立,還可運鹽出口而獲取重利,即「煮沸水以籍全國」。
鐵的專賣也是相同。管仲說,大凡一個農戶,無論是從事耕耘仍是做女工,都需求針、刀、耒、耜、銚、鋸、錐、鑿等鐵制東西,只需在一根針上加價一錢,三十根針就可收三十錢,即等於一人應繳的人頭稅了,由此類比,則全國收入總數亦不下於人頭稅的徵收總額。表面上,國家並沒交稅,實踐是「無不服籍者」。
管仲發起鹽鐵專營,但不是主張政府親身下場,興辦公營鹽場或公營鐵廠---後世之人學管仲,以為專營即是公營,多入歧途。
食鹽工業
在鹽業,管仲實施專賣方針,敞開鹽池讓民間自在出產,然後由國家統一收買。因為操控了鹽業的出售和產值,進而操控了報價,齊國的鹽出售到別國去,價格能夠舉高到成本價的四十倍,國家和商賈都得利頗豐。在冶鐵業上,管仲實施的是國有民營。他首要嚴峻地著重了國家對一切礦山資源的獨占,所謂「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則宣告,只需一發現礦苗,就立刻要由國家保護和封存起來,有勇於私行挖掘者,左腳伸進去的,砍左腳,右腳伸進去的,砍右腳。進而,政府又控制了鐵器的定價權,並對所出產出來的鐵器進行統購統銷。
在這些條件之下,管仲敞開冶鐵作坊業,答應由民間商人自主經營,其增值有些,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適當於徵收30%的所得稅。《管子·輕重乙》:「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因為自己的經商經歷,管仲深知經商之苦,故對「負任擔荷,服牛輅馬,周流四方」的商人恤懷有加。他雖最早倡導「鹽鐵」官營,但是並沒有禁斷民間商人的介入。《管子·海王》篇記載,齊桓公曾要求管仲下令「斷山木,鼓山鐵」,禁止民間商人經營冶鐵。管仲不同意。管仲說:「如果那樣去做,會激起民怨,一旦國家危難,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分利共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這就是說,如果國家以壟斷經營的方式經營冶鐵,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得不償失的。
管仲主張制定嚴格的交易法規以規范市場,將商人的趨利行為納入一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公平環境之中,才能使工商經濟發展健康有序。他實行的「輕重」之法,即國家干預與市場競爭並重的經濟政策使齊國終於躍上春秋五霸之首。[3]
由政府控制資源,然後把經營權下放給民間商人,以必定份額分配利潤,這即是後世十分盛行的「財物國有、承包經營」的雛形。
『官山海』政策的推行鹽鐵利潤的獲得,迅速增加了齊國國家財政,為齊桓公的霸業奠定了堅實的財政基礎。早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周厲王就任用榮夷公大力推行『專利』政策,其本質也是國家對戰略經濟資源的掌握。但由於種種原因,周厲王的改革很不得人心,導致改革走向徹底失敗。管仲的國家專營政策建立在對周厲王改革失敗的經驗教訓之上,增加了這項關繫到齊國富國強兵目標能否實現的關鍵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管仲推行的國家戰略資源專營的理論和具體實踐對後世王朝國家經營管理產生了重要歷史影響,並成為大一統之後的帝國存在下去的基本經濟制度之一。
統計考核
年終總結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
每年的臘月最後五天是年終總結,齊桓公親自臨朝聽政,議定罰、罪、刑、殺。年終總結之後,就是全年考核。
每年正月初開始,就是齊國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時間,也由齊桓公親自進行。考核的對象是五鄉鄉師和五屬大夫,考核之後,做得好的有賞,最後一名會受到批評警告。在今天,就是末位淘汰。
考核結束之後,開始法律學習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頒布,但是在初六開始召集五鄉鄉師和五屬大夫進行學習,認真領會法律精神。為什麼五鄉鄉師和五屬大夫要專門有一個學習班?因為他們還要負責把法令傳達到各地。學習班結束之後,五鄉鄉師和五屬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轄范圍,必須第一時間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後才能回家,否則這叫做「留令」,屬於死罪。
同時管仲設立了「嘖室」,嘖是什麼意思?就是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意思,「嘖室」就是信訪辦。
「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這是管仲設立「嘖室」的目的。
信訪辦的門口寫著四句話: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翻譯成現代話就是:法律是不是簡明易行,刑罰是不是審慎公正,政事是不是簡單而不擾民,稅收是不是少而且方便繳交。什麼意思?就是說在以上這些方面有投訴的,無任歡迎。
直接批評國君的過失的,被稱為正直之士,他們的意見都會被受理。
宏觀調控
《管子》認為,商品、穀物和貨幣之間存在著如下關系:商品輕重與否,取決於這種商品的多少,「少或不足則重,有餘或多則輕」;穀物被「囤積則重,被拋售則輕。集中於國家則重,流散於民間則輕;貨幣流通得通暢則重,流通不通暢則輕;國家政令與該商品關系重大則重,關系不大則輕,這些論點在《國蓄》、《輕重乙》、《揆度》等篇中都有論及。
有形的手,無形的手
《管子》把穀物、貨幣從萬物中獨立出來,指出它們之間的關系是:『谷重而萬物輕、谷輕而萬物重。』(《乘馬數》)『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幣重則谷輕,幣輕則谷重。』(《山至數》)並強調了糧食在三者關系中起決定作用。
輕重之術有以下幾個方面:
1.穩定物價的措施。國家採取「斂輕散重」的策略,購進人民所輕者,拋售人民所重者,這樣既可以穩定物價,又能使政府從中獲利。『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故人君散之以重。』(《國蓄》)國家還需要採取『以重射輕』的方法穩定物價。就是用高價收購市場上跌幅較大的商品,以改進商品價低滯銷的狀態,使物價穩定下來,防止商品飛散他處。因為任何商品都是『重則至,輕則去』,(《揆度》)商品的價格『重』,外地的同類商品就會涌人;商品的價格『輕』,本地的商品就會外流。與『以重射輕』相對應的措施是『以賤泄貴』,就是以低價推銷的辦法,把過高的價格拉下來,這就防止了『大賈蓄家』囤積居奇而『豪奪吾民』。(《國蓄》)
2.國家採取對糧食、食鹽、鐵等重要商品進行控制的措施。國家控制了『民之司命』、『萬物之主』的糧食,就可以控制整個經濟,利用對糧食的壟斷價格,激發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從而保障國家的經濟基礎。
管仲建立了國儲糧准則,國家收買儲備了許多糧食,其數量足以操控商場糧價的動搖,以到達豐飢平衡的成效。管仲對糧食十分重視,他不容許任何人操作糧價,禁止在飢饉之年使用糧食生意欺凌農人,糧價動搖有必要由國家掌控。
3.調控貨幣。《管子》認為,貨幣是國家控制經濟的重要工具,『先王運用貨幣,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輕重乙》)為了掌握貨幣的鑄造和流通,《管子》制定了一個貨幣投放與管理的措施,稱為『幣乘馬』。『乘』指『算』,『馬』指計數的『法碼』。《管子》提出的貨幣投放與管理的基本步驟和方法是:第一步先在方圓6里的地區內作典型調查,第二步由點及面估算全國的貨幣需求量,以此為基礎確定貨幣的鑄造發行量。這樣周密的治國理財謀略,必然帶來經濟的穩定發展。
《管子》主張在對外貿易中靈活運用輕重之術:為保證本國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採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資的高價,也會使天下的重要物資流入我國。而對本國的剩餘商品,則採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輕』的低價政策,促其對外傾銷。在一般情況下,要做到『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保持大體相同的輕重關系。
刺激消費
對於國外的富商、官員和百姓,必須提倡「消費主義」,讓他們想方設法窮奢極侈。要提倡讓他們吃最好的飲食,聽最好的音樂。把普通的蛋品雕畫,敬之若稀有之物,吹噓它的妙用,然後煮食,吸引敵國以十倍之利加以購買;把木柴刻得美輪美奐,然後焚燒,假稱這是比萬年青松還要珍貴的材料,敵國的富商必然紛至沓來,加速進貨,爭當代理。丹砂礦產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賈販運的渠道不要阻滯。讓外國用這些「無用之物」的富人奢侈消費,讓本國製造這些「無用之物」的窮人勞動就業。這樣,本國的百姓將安居樂業,敵國也就危如累卵。
管仲的商業頭腦與戰略
齊桓公把南方的楚國看成王霸事業上的「假想敵」,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國①。
但楚國的軍事戰鬥力很強,這讓齊桓公頭疼。他問管仲:「楚國是一個強國,其人民精通格鬥的技巧。我們要舉兵討伐楚國,恐怕力不從心。一個楚國就很麻煩了,以後的路該怎麼走?」管仲說:「大王您出高價購買楚國特產的鹿吧。這一招准管用。」齊桓公於是在與楚國交接的邊境上設立了一座小城,並派人到楚國購買活鹿。楚國活鹿的價格為八萬錢一頭,管仲讓齊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帶了二千萬錢去楚國大肆搜購。
楚王聽說了這件事情,樂了,對其宰相說:「那個金錢,是人都喜歡的,也是國家賴以生存的東西。而鹿,不過是禽獸而已,楚國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無所謂。現在齊國出那麼多錢來買我們不需要的東西,這是我們楚國的福氣啊!老天讓齊國這個傻冒來便宜我們,太好了!趕快發布命令,讓老百姓趕緊捕捉活鹿,盡快把齊國手上的錢換過來!」
為炒做這一事件,管仲還煞有介事地對來自楚國的官方采購商人說:「你能給我弄來二十頭活鹿,我就賞賜你黃金百斤;弄來二百頭,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黃金了。楚國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稅,財用也夠了。」於是楚國上下都轟動了: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無論男女老少,全都來勁了,頗有點「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老百姓都放下手頭的農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
這個時候,管仲讓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齊、楚兩國的民間收購並囤積糧食:楚國靠賣活鹿賺的錢,比往常多了五倍;齊國收購囤積的余糧,也比往常多了五倍。
於是,管仲對齊桓公說:「好了,這下我們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國了!」齊桓公問:「為什麼?」管仲回答:「楚國拿了比往常多五倍的錢,卻誤了農時,糧食又不可能幾個月時間就可以收割的,楚國到時候一定會去收購糧食的。到時候我們封鎖邊境就行了。」齊桓公恍然,於是下令封閉與楚國的邊境。
結果楚國的米價瘋漲,楚王派人四處買米,都被齊國截斷,逃往齊國的楚國難民多達本國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國元氣大傷,三年後向齊國屈服。
註:①齊桓公大會諸侯,討伐楚國,借口是楚國一直不向周王室交納貢品。齊國主導的諸侯聯軍出兵進攻楚國是在公元前656年,楚成王派大臣屈完去和齊桓公談判,接受了齊桓公的責備,並答應向周王室進貢。戰爭結束。
衡山之謀
衡山國盛產兵器,衡山利劍,天下無雙。管仲早就在謀劃征服衡山國,不過,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國,肯定要費一番功夫。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國高價收購兵器;十個月後,燕、代、秦等國都跟著到衡山國收購兵器,可謂天下爭購。看到賺錢的情況,衡山國君告訴宰相:『天下各國都爭購我國兵器,可使價錢提高二十倍以上』,衡山國百姓於是紛紛放棄農業轉而打鐵。
一年後,齊國派人到趙國購運糧食,趙國糧價每石十五錢,齊國卻按每石五十錢收購。包括衡山國在內的諸國都運糧賣給齊國,就在各國為發財歡呼的時候,齊國突然封閉關卡、停止收購糧食和衡山國兵器。
在夏收前,對衡山國出兵。此時,衡山國已經無糧可用,兵器也差不多賣光了,又不能在別國買到糧食,在經濟和軍事兩個戰場上敗的精光,只得奉國降齊。
『衡山之謀』說穿了其實很簡單,以高價誘使敵方放棄本業,追求某種產業的畸形利潤,最終造成敵人經濟癱瘓。
在任何時代,一種商品價格暴漲都會帶來巨額利潤。這種利潤高的讓人炫目,除非這種利潤來自於國內壟斷性技術,那是一定會出事情的。高利潤會吸引相當一批人沖進去,而且,這批人往往還是能率先看到商機的精英。等到一個國家幾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時候,暴利就要終結了。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強國之策在當時乃至至今都有著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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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信了馬謖,錯殺了魏延
馬謖沒有打仗的經驗,自以為熟讀兵書,根本不聽王平的勸告,堅持要在山上扎營.張郃率領魏軍趕到街亭,看到馬謖放棄現成的城池不守,卻把人馬駐扎在山上,暗暗高興,馬上吩咐手下將士,在山下築好營壘,把馬謖扎營的那座山圍困起來。馬謖幾次命令兵士沖下山去,但是由於張郃堅守住營壘,蜀軍沒法攻破,反而被魏軍亂箭射死了不少人。魏軍切斷了山上的水源。蜀軍在山上斷了水,連飯都做不成,時間一長,自己先亂了起來。張郃看準時機,發起總攻。蜀軍兵士紛紛逃散,馬謖要禁也禁不了,最後,只好自己殺出重圍,往西逃跑。
魏延是蜀國一員不可多得的名將,由於是劉備部曲出身而深得其信任,受重用程度要超過始終處於被懷疑和被提防狀態的馬超(最終也是由於憂讒畏譏鬱郁而終、英年早逝)以及基本上屬於劉備親衛隊長、一生未得重用的趙雲(趙雲是死後才追謚順平侯,而關、張、魏延都是生前即封侯拜將且都為鎮撫一方的封疆重臣),並且在被破格提拔後也表現出了足以勝任的大將之才。最後「反叛被誅」,確屬冤案,但也可看出出身行伍的魏文長與眾官僚平日相處之不睦,遠不似楊儀輩八面玲瓏,者便註定了其死後因「牆倒眾人推」而身背污名、含冤千古的悲劇。
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號卧龍,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南)人。三國時期蜀國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戰略家。
諸葛亮於漢靈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於琅邪陽都的一個官吏之家。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先祖諸葛豐曾在西漢元帝時做過司隸校尉(衛戍京師的長官)。見「不奉法度」者,即嚴懲不貸。他曾上書漢元帝,表達其「不待時而斷奸臣之守,懸於都市,編書其罪」的決心,並痛斥「苟合取容,阿
諸葛亮生母章氏和父親諸葛珪於中平六年(189年)和初平三年(192年)先後去世。興平元年(194年),諸葛亮與弟諸葛均及妹妹由叔父諸葛亮玄收養,其兄諸葛謹同繼母赴江東。初平二年(195年),諸葛亮叔父諸葛玄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他及弟妹隨叔父赴豫章。諸葛玄是袁術任命的豫章太守,後來東漢朝廷派朱皓替代諸葛玄,諸葛玄失掉官職。由於諸葛玄和荊州牧劉表是舊交,便去襄陽投奔劉表。
建安二年(197年),諸葛玄病逝。諸葛亮和弟妹失去了生活依靠,便移居隆中(今襄陽縣之西二十里),靠耕田種地維持生計。建安四年(199年),19歲的諸葛亮與友人徐庶等從師於水鏡先生司馬徽。諸葛亮讀書與當時大多數人不一樣,不是拘泥於一章一句,而是觀其大略,並喜歡吟誦《梁父吟》這首古歌謠。
劉備在多年的軍閥混戰中,由於勢單力薄,始終沒有占據到一個固定的地盤。建安十二年,劉備在屢遭挫折之後,被迫率軍屯駐新野。這時徐庶拜見劉備,劉備很器重他。徐庶便對劉備說:「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劉備答道:「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於是劉備遂親自到諸葛亮的家中,前後三次,才見到諸葛亮。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三顧茅廬」的故事。這時諸葛亮只有二十七歲。
劉備命隨從人員退出去,就對諸葛亮說:「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諸葛亮回答說:「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關羽、張飛二人見諸葛亮寸功未立,就受到劉備如此的青睞和倚重,心中不悅,劉備向他們解釋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關、張二人見劉備對諸葛亮如此敬重,就停止了對他不滿的言論。
此時,長兄諸葛謹已經由孫權的姐夫弘咨推薦,和魯肅一起在孫權身旁做了一名賓客。
劉表長子劉琦也很器重諸葛亮,劉表聽信後妻的話,喜歡幼子劉琮,不喜歡劉琦。劉琦常想讓諸葛亮為自己出一個自保的方法,但諸葛亮每次都推辭。一次,劉琦帶著諸葛亮游覽後園,一同登上高樓,在喝酒時,劉琦叫人搬走樓梯,對諸葛亮說:「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諸葛亮回答說:「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劉琦感悟。時黃祖死,劉琦獲得外出的機會,就出任江夏郡太守。
曹操統一北方後,雄心勃勃,企圖一舉南下,統一全國。當時南方有江東的孫權、荊州的劉表和益州的劉璋三大勢力。劉表割據的荊州之地,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是一個非常富庶的地區。這里距離中原最近,曹操擔憂劉備一旦奪取荊州,將劉表的七八萬水陸軍和數以千計的戰船全部據為己有,必將構成對自己統一事業的威脅,於是決定先從荊州下手。
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荊州牧劉表病逝,次子劉琮繼任荊州牧。是年,曹操趁機親率大軍進攻荊襄,劉琮遣使獻城投降。劉備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北)驚悉劉琮已降,倉皇向江陵(今湖北江陵)南撤,諸葛亮和徐庶都隨劉備南行。曹操親率5000精銳騎兵,疾馳追擊,晝夜兼程300餘里。劉備因不忍舍棄跟隨南逃的10餘萬百姓,行軍速度緩慢,一日只走10餘里,行至當陽(今湖北荊門西南)長坂坡,被曹軍追及。雙方激戰,劉備的部隊被擊潰,徐庶母親也被俘。徐庶指著自己的心向劉備告辭說:「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徐庶就投奔曹操去了。劉備繼續南撤,途中與從水路南撤的關羽部會合,又遇劉表長子劉琦所率萬餘人接應,遂退到夏口(今湖北武漢),暫且棲身。
劉備到夏口後,諸葛亮對他說:「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時孫權擁軍駐扎在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觀望曹劉決戰的成敗。劉備派諸葛亮赴柴桑會見孫權,諸葛亮勸說孫權說:「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孫權說:「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諸葛亮答道:「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孫權聞後,勃然臉色,說:「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諸葛亮回答說:「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孫權聽罷,大悅。便派周瑜、程普、魯肅率領水軍三萬人,隨諸葛亮趕到劉備那裡,協同作戰,抵抗曹操。曹操終於在赤壁被打敗(參見赤壁之戰),率領殘部撤回北方。劉備乘勝奪取江南各郡,任命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並派他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的駐軍,同時征調三郡的賦稅,來補充軍需物資。
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牧劉璋派法正向劉備借兵,抵抗漢中張魯。劉備乘機留諸葛亮與關羽等留守荊州。與龐統率兵數萬向益州進發。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劉備從葭萌折回返攻劉璋(參見益州之戰)。不久,劉備包圍雒城(現今的德陽廣漢一帶),劉備圍攻雒城一年未克,付軍師龐統被流矢射死。
建安十九年(214年),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率軍溯江入蜀,增援劉備。克巴東(今四川奉節東)至江州(今重慶),俘巴郡太守嚴顏。爾後兵分兩路:趙雲在左,連下江陽(今四川瀘州)、犍為(今四川彭山東);張飛在右,攻佔巴西(今四川閬中)、德陽(今四川遂寧東南)。此時,劉備已攻克雒城,諸葛亮、張飛、趙雲等與劉備軍會合,包圍成都(益州治所,今四川成都)。劉備派督郵李恢招降張魯部將馬超,令引西涼精兵進抵成都北郊,城中吏民皆震恐。劉備又派從事郎中簡雍勸劉璋投降。當時,成都城內有精兵3萬,糧秣可維持一年。劉璋不欲久戰傷民,率部出降。
劉備佔領成都後,自領益州牧,大宴士卒,三國鼎立的局面至此完全形成。劉備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並代理左將軍府的各項事務。
此後,劉備東下荊州,北上奪漢中(參見漢中之戰)。諸葛亮都是坐鎮成都,處理事務,糧食、軍備的供應始終得到充分的保證。
是年六月,劉備繼取漢中後,派孟達、劉封攻佔漢中郡東部的房陵、上庸等地,勢力有所擴展。七月,孫權欲攻合肥,魏軍大部調動淮南防備吳軍。鎮守荊州的蜀前將軍關羽,抓住戰機,留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自率主力北攻荊襄(參見樊城之戰)。十一月,關羽因大意而失荊州(參見江陵之戰),十二月,關羽率少數騎兵從麥城突圍,被吳軍擒獲,斬首。荊州的失守和關羽的被殺,對劉備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也從根本上破壞了諸葛亮兩路北伐的戰略企圖。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死,曹丕代漢稱帝,建立魏國。
建安二十六年(221年),群臣勸劉備稱帝,繼承漢統,劉備不同意。這時諸葛亮規勸他說:「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慾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劉備於是在這年四月改元稱帝,國號漢,也叫蜀或蜀漢,定年號為「章武」。任命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策書上說:「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兼管尚書諸政務,假節。
章武元年(221)七月,劉備決定進攻孫權。趙雲和其他一些文武大臣諫阻說,蜀國的當務之急是早圖關中,控制黃河、渭水上游,討伐曹魏,而不是討伐孫權。吳蜀一旦交戰,禍福難料。但劉備拒絕接受這些意見,下決心奪回荊州,為關羽報仇。臨出發前,張飛被部將刺殺。諸葛亮又接任了司隸校尉。
由於劉備指揮失當,於章武二年(222年)在夷陵之戰中為吳將陸遜所敗。蜀軍損失慘重,丟掉了四萬多人,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也損失殆盡。劉備道逃往白帝城(今四川奉節縣東)。
夷陵慘敗,使劉備愧恨交加,加上軍旅勞頓,積勞成疾,劉備一病不起,留在白帝城。章武三年(223年)春,劉備在永安宮病危。把諸葛亮從成都召來,託付後事,對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諸葛亮流淚說:「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劉備又寫下詔書告誡劉禪說:「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君臣相待如此,無人可比矣!
不久,劉備在永安宮病逝,終年63歲。五月,劉備的梓宮運回成都,葬在惠陵,謚號昭烈皇帝。
劉備死後,太子劉禪即皇帝位,史稱後主,改元建興。後主封諸葛亮為武鄉候。成立丞相府辦事。不久,又兼任益州牧,政事事無巨細,都由他決定。
諸葛亮輔政後的第一件大事是恢復和孫吳的聯盟。劉備東征孫權失敗,不但使蜀漢軍事力量大為削弱,而且導致了內部政局的不穩。為了穩定政局,發展生產,恢復經濟,全力對付曹魏。諸葛亮於223年派鄧芝出使孫吳。雙方經過談判,孫權斷絕同曹魏的關系,重新和蜀漢結成聯盟。此後,吳蜀雙方使臣往來不斷,蜀漢減輕了東顧之憂。外交上的成功,為諸葛亮集中精力整頓內政、平定南中叛亂,提供了有利條件。
建興三年(225年)春,諸葛亮親率大軍南征(參見南中之戰)。蜀漢的南部地區,包括今四川南部和雲南、貴州,通稱南中地區。當時這里居住著一些稱之為「西南夷」的少數民族。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曾設想「南撫夷越」,把這里建成劉備集團的統治後方。劉備佔領益州後,諸葛亮選派善於處理民族關系的安遠將軍鄧芝治理南中地區,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劉備東征失敗後,南中四郡益州(今雲南晉寧)、永昌(今雲南保山東北)、牂牁(今貴州貴陽一帶)、越巂(今四川西昌),除永昌外,相繼發生了叛亂。劉備死後,南部益州(治滇池,今雲南昆明滇池南)大姓雍闓、孟獲等殺太守正昂,反蜀投吳。在其煽動下,胖柯(治故且蘭,今貴州凱里西北)太守朱褒,越儁(治邛都,今四川西昌東)夷王高定皆起兵響應。蜀漢處境艱難,諸葛亮讓助手李嚴給叛亂首領、益州郡的漢族豪強地主雍闓寫了一封信,勸他權衡利害,停止叛亂,以圖「撫而不討」,但遭到雍闓拒絕,雍闓回信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現在天下分裂,三國鼎立,使我們不知所歸。企圖自立一方。諸葛亮因蜀軍夷陵新敗,劉備方亡,後主幼弱,正面臨統治危急之際,對南中的叛亂分子採取了剋制態度,暫不出兵。一面備農植谷、閉關息民,作好內部隱定及軍需供應工作。
吳蜀聯盟的恢復,內部政局的穩定,使平息叛亂的時機成熟起來。諸葛亮進軍南中,兵分三路。諸葛亮率主力西路攻打越巂的高定;門下督馬忠率東路軍攻打牂牁的朱褒;庲降督李恢率中路軍直指益州的雍闓。臨行,參軍馬謖相送數十里。諸葛亮問:「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資治通鑒·卷第七十》)。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資治通鑒·卷第七十》)。諸葛亮納其計。
諸葛亮和馬忠率領的東西兩翼很快打敗叛軍,先後收復越瘡、牂牁。然後諸葛亮指揮三路大軍會合,集中圍攻叛亂中心益州。此時,叛軍內部發生分裂,由益州來援高定的雍閩,為高定部屬殺死,孟獲代其為王。諸葛亮乘其內部矛盾,一舉攻下越儁,殺高定,孟獲南逃。馬忠擊滅朱褒後,與諸葛亮軍會合。五月間,諸葛亮渡過瀘水(今川滇交界處雅礱江口以下金沙江),跟蹤追擊。
孟獲勇猛頑強,在當地少數民族中威信很高,但有勇無謀。諸葛亮採用馬謖提出「攻心為上」的策略,俘虜孟獲後,又復縱之,再戰再俘,終使其誠心歸降(傳說七擒七縱)。說:「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資治通鑒·卷第七十》)!於是,南中益州、永昌(治不韋,今雲南保山東北)、越儁、牂柯四郡俱平。秋,蜀軍於滇池會師。諸葛亮欲任命孟獲等首領為官,有人認為不妥,諸葛亮說:「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諸葛亮遂任命孟獲等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為官吏。
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的故事後來廣為流傳,諸葛亮班師後,並沒留駐大批軍隊,而是繼續採取拉攏安撫的政策。為了改變南中地區的落後面貌,諸葛亮派人在這里推廣漢族地區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提倡興修水利,發展生產。後來南中發展成為蜀漢政權比較穩定的後方和財政收入來源地。那裡的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及其他物資,被大量地運送出來,補充了蜀漢政權的財政和軍事之需。並並征調善弩勇士為軍。諸葛亮在世時,南中地區一直比較安定,這與諸葛亮善於調整民族關系是分不開的。
諸葛亮平定叛亂後。整頓軍備,練兵習武,等待機會大舉北伐。
北伐曹魏,統一中國,是諸葛亮《隆中對》中的既定目標。荊州喪失後,兩路出兵北伐的條件已不具備,但諸葛亮並沒放棄北伐的計劃。這時北伐,雖然不可能統一曹魏,卻能夠起到以攻為守的作用。
建興四年(226),魏文帝曹丕病死,其子曹睿即位。消息傳來,諸葛亮認為這是進攻曹魏的一個好時機。於是建興五年(227年)春,領兵二十萬進駐漢中,准備攻魏(參見諸葛亮攻魏之戰)。隨行的有老將趙雲、魏延、吳懿等,還有年輕的參軍馬謖。
臨行前,諸葛亮雖然對政府人員作了細致的調整安排,但他對成都的政治還是不放心,尤其是對庸碌無能的後主劉禪不放心,因此給劉禪上了一個奏章,這就流傳千古的名篇——《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德)〔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一些文集將此篇《出師表》命名為《前出師表》,另收錄一篇《後出師表》。其實,《後出師表》乃後世無名氏偽托諸葛亮所作,並非諸葛亮所作。
《出師表》除了陳述北伐目的,表明統一中原的壯志外,主要是勸說劉禪認清蜀漢在三國中所處的不利地位,希望他能勵精圖治,從執法、用人、納諫等方面交待劉禪應當做什麼,不應當作什麼。實際上,它比較集中地反映了諸葛亮自己的政治和思想主張。諸葛亮希望這些思想和主張,能夠在他北伐時得到貫徹執行。
於是諸葛亮率領軍隊離開漢中北進,駐軍於沔陽。
建興六年(228年)春,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參見諸葛亮攻魏之戰)。派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占據箕谷(今陝西寶雞南),佯從斜穀道(今陝西眉縣西南)攻郿(今陝西眉縣北),以牽制魏軍主力。魏明帝曹睿派曹真率關右諸軍,在郿重兵設防。而諸葛亮親自率領諸軍攻打祁山(今甘肅東南部山地)。蜀軍隊伍整齊,賞罰嚴格,號令分明。南安(今甘肅隴西)、天水(今甘肅甘谷)、安宕(今甘肅鎮原)三郡相繼降蜀,天水將領姜維也向諸葛亮投降。諸葛亮的進攻,使魏國朝野震恐。
馬謖到街亭後,自恃兵法稔熟,既不遵守諸葛亮對整個戰役的作戰部署,又不聽裨將軍王平的勸阻,擅自放棄街亭,依山立寨,以為據高臨下擊魏軍勢如破竹。張郃乘機猛攻蜀寨,斷絕其水源。蜀軍因為缺水,軍心離散,被魏軍殺得大敗。馬稷喪失街亭,使諸葛亮的主力側翼受威脅,整個作戰計劃遭到破壞。蜀軍自街亭潰敗,唯王平約束部眾相互掩護撤退,使魏軍不敢追擊。與此同時,趙雲、鄧芝也出師不利。諸葛亮見整個戰略部署被打亂,不宜再戰,只好放棄到手的隴西三郡,強行遷徙西縣一千餘家,撤軍回到漢中。
諸葛亮回到漢中,揮淚斬馬謖,殺將軍李勝,罷免將軍黃襲,提升王平為討寇將軍,封亭侯。諸葛亮認為自己錯用馬謖也有責任,於是給後主上書說:「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於是後主把諸葛亮貶為右將軍、仍行丞相職權,原來的所有兼職一律不變。諸葛亮並不甘心這次北伐的失敗,而是抓緊勵兵講武,准備新的北伐。
同年十二月,諸葛亮乘吳、魏在石亭交戰,魏軍主力東進,關中兵力薄弱之機,第二次出兵北伐,出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圍陳倉(今陝西寶雞東)。陳倉地勢險要,易守難攻,魏守將郝昭也已有準備,蜀軍攻城不克,諸葛亮遣郝昭同鄉蘄祥勸降,遭拒絕。諸葛亮以蜀軍數萬而陳倉守軍僅1000餘人,且判斷東線魏軍來援需時,遂實施強攻,以雲梯、沖車攻城。魏軍用火箭射雲梯,用繩連石磨砸擊沖車,梯、車俱被焚毀擊壞。蜀軍又構百尺高的井欄(木樓)向城中射箭,掩護士兵以土填壕,准備直接攀城,魏軍於城內再築重牆。蜀軍又挖地道攻城,魏軍以地道反地道,在城內橫挖地道,實施堵擊。雙方晝夜攻守相拒20餘日。魏大將軍曹真遣部將費耀救援陳倉。
後主於是給諸葛亮下詔書:「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鎮凶暴,功勛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干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建興八年(230年),魏明帝見武都、陰平二郡為蜀軍所佔,決定興師伐蜀。八月,命大司馬曹真率主力由長安入子午谷,左將軍張郃出斜谷,大將軍司馬懿自荊州溯漢水出西城(今陝西安康西北),將兵分三路會攻漢中。諸葛亮率軍至城固(今陝西城固)赤坂(今陝西洋縣東),令驃騎將軍李嚴率軍2萬增援漢中,鎮北將軍魏延及關中都督吳懿率輕騎兵出祁山(今甘肅東南部山地),西入羌中(今甘肅臨夏及青海循化、貴德一帶),連結諸戎,擾魏後方,牽制魏軍。蜀軍在陽溪(今甘肅渭源東北)擊敗魏後將軍費曜及雍州刺史郭淮部。魏軍進軍途中,天降大雨,持續30多天,各處山洪暴發,道路阻絕,兵士死亡甚重,軍資大量損失,諸軍前進受阻。謀臣華歆、楊阜、王肅向魏明帝上書,建議知難而退,以圖再舉。九月,下詔令諸軍還師,伐蜀之役遂告中止。
建興九年(231年)二月,諸葛亮經過兩年准備,第四次北伐,包圍了祁山。諸葛亮為解決糧食運輸問題,用木牛作為運輸軍事物資的工具,准備與魏軍進行長期作戰。魏明帝命大將軍司馬懿進駐長安(今陝西西安西北),督左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防禦蜀軍。司馬懿留部將費曜、戴陵率4000人守上邽(今甘肅天水),自率主力西救祁山。諸葛亮亦分兵一部繼攻祁山,自率主力迎擊司馬懿。郭淮及費曜等部襲擊蜀軍,被諸葛亮擊破,蜀軍乘勢搶先收割熟麥,獲得軍糧。司馬懿依險防守,蜀軍欲尋決戰不成而後撤。司馬懿率軍尾隨至鹵城(今甘肅天水南),又登山築營,與蜀軍相持。五月,魏軍諸將請求出戰,司馬懿乃命張郃包圍祁山之蜀軍何平部,攻而不克;自率軍攻諸葛亮,諸葛亮遣魏延、高翔、吳班等將迎擊,大破魏軍,獲甲首3000級、玄鎧5000領,角弩3000張,司馬懿退保營壘。六月,連天陰雨,軍糧運輸困難,蜀都護李嚴為推脫責任,假傳詔令,諸葛亮撤軍。司馬懿遣張郃追擊,進至木門(今甘肅天水西南),蜀軍於高處設下埋伏,弓弩齊發,射殺張郃,諸葛亮回師漢中。
諸葛亮第四次攻魏因軍糧不繼撤軍後,在斜谷口設置糧站,積極進行戰備,經三年整訓。於建興十二年(234年)二月,率軍10萬出斜谷,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北伐。同時遣使約吳協同攻魏。並以流馬裝運軍事物資。四月,諸葛亮至郿,進駐渭水之南。魏大將軍司馬懿率軍渡渭水,背水築壘阻擊。諸葛亮轉進五丈原(今陝西眉縣西南),司馬懿遣雍州刺史郭淮搶佔北原,蜀軍攻而不克,兩軍遂相對峙。諸葛亮經常擔心軍糧供應不上,使自己統一中國的理想得不到實現。為解決此問題,諸葛亮遂分兵屯田,做長久屯駐之准備。
❾ 春秋戰國歷史故事(要反映春秋戰國的大變革的時期特徵)
齊國的大將田忌,很喜歡賽馬,有一回,他和齊威王約定,要進行一場比賽。
他們商量好,把各自的馬分成上,中,下三等。比賽的時候,要上馬對上馬,中馬對中
馬,下馬對下馬。由於齊威王每個等級的馬都比田忌的馬強得多,所以比賽了幾次,田忌都
失敗了。
田忌覺得很掃興,比賽還沒有結束,就垂頭喪氣地離開賽馬場,這時,田忌抬頭一看,
人群中有個人,原來是自己的好朋友孫臏。孫臏招呼田忌過來,拍著他的肩膀說:
「我剛才看了賽馬,威王的馬比你的馬快不了多少呀。」
孫臏還沒有說完,田忌瞪了他一眼:
「想不到你也來挖苦我!」
孫臏說:「我不是挖苦你,我是說你再同他賽一次,我有辦法准能讓你贏了他。」
田忌疑惑地看著孫臏:
「你是說另換一匹馬來?」
孫臏搖搖頭說:
「連一匹馬也不需要更換。」
田忌毫無信心地說:
「那還不是照樣得輸!」孫臏胸有成竹地說:
「你就按照我的安排辦事吧。」
齊威王屢戰屢勝,正在得意洋洋地誇耀自己馬匹的時候,看見田忌陪著孫臏迎面走來,
便站起來譏諷地說:
「怎麼,莫非你還不服氣?」
田忌說:「當然不服氣,咱們再賽一次!」說著,「嘩啦」一聲,把一大堆銀錢倒在桌
子上,作為他下的賭錢。
齊威王一看,心裡暗暗好笑,於是吩咐手下,把前幾次贏得的銀錢全部抬來,另外又加
了一千兩黃金,也放在桌子上。齊威王輕蔑地說:
「那就開始吧!」
一聲鑼響,比賽開始了。
孫臏先以下等馬對齊威王的上等馬,第一局輸了。齊威王站起來說:
「想不到赫赫有名的孫臏先生,竟然想出這樣拙劣的對策。」
孫臏不去理他。接著進行第二場比賽。孫臏拿上等馬對齊威王的中等馬,獲勝了一局。
齊威王有點心慌意亂了。
第三局比賽,孫臏拿中等馬對齊威王的下等馬,又戰勝了一局。這下,齊威王目瞪口呆
了。
比賽的結果是三局兩勝,當然是田忌贏了齊威王。
還是同樣的馬匹,由於調換一下比賽的出場順序,就得到轉敗為勝的結果。
春秋時期,晉國想吞並鄰近的兩個小國:虞和虢。這兩個國家之間關系不錯。 晉如襲虞,虢會出兵救援;晉若攻虢,虞也會出兵相助。大臣荀息向晉獻公獻上一計。他說,要想攻佔這兩個國家,必須要離間他們,使他們互不支持。虞國的國君 貪得無厭,我們正可以投其所好。他建立晉獻公拿出心愛的兩件寶物,屈產良馬和垂棘之壁,送給虞公。獻公哪裡捨得?荀息說:大王放心,只不過讓他暫時保管罷 了,等滅了虞國,一切不都又回到你的手中了吧?獻公依計而行。虞公得到良馬美壁,高興得嘴都合不擾。 晉國故意在晉、虢邊境製造事端,找到了伐虢的借口。晉國要求虞國借道讓晉國伐虢,虞公得到了晉國的好處,只得答應。虞國大臣宮子奇再三勸說虞公,這件 事辦不得的。虞虢兩國,唇齒相依,虢國一亡,唇亡齒寒,晉國是不會放過虞國的,虞公卻說,交一個弱朋友去得罪一個強有力的朋友,那才是傻瓜哩! 晉大軍通過虞國道路,攻打虢國,很快就取得了勝利。班師回國時,把劫奪的財產分了許多送給虞公。虞公更是大喜過望。晉軍大將里克,這時裝病,稱不能帶 兵回國,暫時把部隊駐扎在虞國京城附近。虞公毫不懷疑。幾天之後,晉獻公親率大軍前去,虞公出城相迎。獻公約虞公前去打獵。不一會兒,只見京城中起火,虞 公趕到城外時,京城已被晉軍里應外合強佔了。就這樣,晉國又輕而易舉地滅了虞
對處在夾縫中的小國,只用甜言蜜語是不會取得它的信任的,一方往往以「保護」為名,迅速進軍,控制其局勢,使其喪失自主權。再 乘機突然襲擊,就可輕而易舉地取得勝利。
圍魏救趙 』
見於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戰國時,魏將龐涓率軍圍攻趙國都城邯鄲。趙求救於齊,齊王命田忌、孫臏率軍往救。孫臏魏軍主力在趙國,內部空虛,就帶兵攻打魏國都城大梁,因而,魏軍不得不從邯鄲撤軍,回救本國,路經桂陵要隘,又遭齊兵截擊,幾乎全軍覆沒。這個典故是指採用包抄敵人的後方來迫使它撤兵的戰術。
公元前354年,魏國軍隊圍趙國都城邯鄲,雙方戰守年余,趙衰魏疲。這時,齊國應趙國的求救,派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率兵八萬救趙。攻擊方向選在哪裡?起初,田忌准備直趨邯鄲。孫臏認為,要解開紛亂的絲線,不能用手強拉硬扯,要排解別人打架,不能直接參與去打。派兵解圍,要避實就虛,擊中要害。他向田忌建議說,現在魏國精銳部隊都集中在趙國,內部空虛,我們如帶兵向魏國折都城大梁猛插進去,占據它的交通要道,襲擊它空虛的地方,它必然放下趙國回師自救,齊軍乘其疲憊,在預先選好的作戰地區桂陵迎敵於歸途,魏軍大敗,趙國之圍遂解。孫臏用圍攻魏國的辦法來解救趙國的危困,這在我國歷史上是一個很有名折戰例,被後來的軍事家們列為 叄十六計中的重要一計。圍魏救趙這一避實就虛的戰法為歷代軍事家所欣賞,至今仍有其生命力.
圍魏救趙
是孫臏指揮齊軍打敗龐涓率領的魏軍,援救趙國的著名戰役。自此,孫臏便聞名天下了。
一鼓作氣
春秋時,齊國發兵攻打魯國(兩國都在今山東省境)。當時齊國強大,魯國弱小,雙方實力懸殊。可是結果魯國卻以弱勝強,把齊軍打得大敗。據《左傳》載,這次魯國的勝利,與曹劌的精明策劃有很大關系。
曹劌既非武將,也非文臣,但深通兵法。他得悉齊國發兵來犯,魯庄公准備抵抗,便主動要求面見庄公。他的親友鄰人勸他:「國家大事,自有那些天天吃肉的大官管著,你何必瞎操心?」曹劌說:「那些大官目光短淺,不會有深謀遠見。」
曹劌見了庄公,首先提出:取信於民,是戰前重要的政治准備,也是獲勝的保證。並要求作戰時允許他一起去,於是庄公便叫他同車出發。在長勺的地方,齊、魯兩軍相遇。雙方列成陣勢,戰斗即將開始。只見齊軍大擂戰鼓,准備進兵。庄公也准備擂鼓迎擊。曹劌阻止道:「等一等。」齊軍見魯軍沒有反應,又擂了一通鼓。這樣齊軍擂鼓三通,魯軍總是按兵不動。直到齊軍三通鼓罷,曹劌才說:「現在可以進兵了!」魯軍戰鼓一響,下令沖殺,士兵們一聲吶喊,直撲敵陣,猛不可當。齊軍大敗,狼狽而逃。
庄公正想下令追擊,曹劌卻又阻止,並下車細看地面齊軍兵車輪跡,又攀上車前橫木,注意暸望敵軍退走的情形,然後說:「現在可以追擊了!」庄公當即下令追擊。魯軍乘勝前進,把齊軍全部趕出國境。
這次獲勝,魯庄公卻不明由曹劌為什麼這樣指揮。曹劌說:「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戰斗,主要是靠勇氣。第一通鼓時,士兵們勇氣最足,到再擂鼓時,勇氣有些衰落;到第三通鼓,勇氣更全部消失了。敵軍勇氣消失,我們則一鼓作氣,鬥志昂揚,所以打敗了他們)」。曹劌又說:「齊國軍力不能低估,說不定會設下伏兵,詐敗引誘我們。我『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這才放心追擊」。(「轍亂」,輪跡混亂;「旗靡」,旗幟倒掩,說明倉皇逃竄。)
「一鼓作氣」、「再衰三竭」和「轍亂旗靡」,出處即《左傳》所載「曹劌論戰」的故事。
做任何事情,趁一開始情緒高漲、干勁旺盛時全力以赴,這叫「一鼓作氣」。一鼓作氣,把進攻的目標攻下,叫做「一鼓而下」。如果事情老乾不好,原有的勇氣和力量逐漸衰退而盡,就叫「再衰三竭
戰國時候,齊國的孟嘗君喜歡招納各種人做門客,號稱賓客三千。他對賓客是來者不拒,有才能的讓他們各盡其能,沒有才能的也提供食宿。
有一次,孟嘗君率領眾賓客出使秦國。秦昭王將他留下,想讓他當相國。孟嘗君不敢得罪秦昭王,只好留下來。不久,大臣們勸秦王說:「留下孟嘗君對秦國是不利的,他出身王族,在齊國有封地,有家人,怎麼會真心為秦國辦事呢?」秦昭王覺得有理,便改變了主意,把孟嘗君和他的手下人軟禁起來,只等找個借口殺掉。
泰昭王有個最受寵愛的妃子,只要妃子說一,昭王絕不說二。孟嘗君派人去求她救助。妃子答應了,條件是拿齊國那一件天下無雙的狐白裘(用白色狐腋的皮毛做成的皮衣)做報酬。這可叫孟嘗君作難了,因為剛到秦國,他便把這件狐白裘獻給了秦昭王。就在這時候,有一個門客說:「我能把狐白裘找來!」說完就走了。
原來這個門客最善於鑽狗洞偷東西。他先摸清情況,知道昭王特別喜愛那件狐裘,一時捨不得穿,放在宮中的精品貯藏室里。他便借著月光,逃過巡邏人的眼睛,輕易地鑽進貯藏室把狐裘偷出來。妃子見到狐白裘高興極了,想方設法說服秦昭王放棄了殺孟嘗君的念頭,並准備過兩天為他餞行,送他回齊國。
孟嘗君可不敢再等過兩天,立即率領手下人連夜偷偷騎馬向東快奔。到了函谷關(在現在河南省靈寶縣,當時是秦國的東大門)正是半夜。按秦國法規,函谷關每天雞叫才開門,半夜時候,雞可怎麼能叫呢?大家正犯愁時,只聽見幾聲「喔,喔,喔」的雄雞啼鳴,接著,城關外的雄雞都打鳴了。原來,孟嘗君的另一個門客會學雞叫,而雞是只要聽到第一聲啼叫就立刻會跟著叫起來的。怎麼還沒睡蹭實雞就叫了呢?守關的士兵雖然覺得奇怪,但也只得起來打開關門,放他們出去。
天亮了,秦昭王得知孟嘗君一行已經逃走,立刻派出人馬追趕。追到函谷關,人家已經出關多時了。
孟嘗君靠著雞鳴狗盜之士逃回了齊國。
買櫝還珠
春秋時代,楚國有一個商人,專門賣珠寶的,有一次他到齊國去兜售珠寶,為了生意
好,珠寶暢銷起見,特地用名貴的木料,造成許多小盒子,把盒子雕刻裝飾得非常精緻美
觀,使盒子會發出一種香味,然後把珠寶裝在盒子裡面。
有一個鄭國人,看見裝寶珠的盒子既精緻又美觀,問明了價錢後,就買了一個,打開盒
子,把裡面的寶物拿出來,退還給珠寶商。
一鳴驚人
戰國時代,齊國有一個名叫淳於髡的人。他的口才很好,也很會說話。他常常用一些有
趣的隱語,來規勸君主,使君王不但不生氣,而且樂於接受。
當時齊國的威王,本來是一個很有才智的君主,但是,在他即位以後,卻沈迷於酒色,
不管國家大事,每日只知飲酒作樂,而把宜切正事都交給大臣去辦理,自己則不聞不問。因
此,政治不上軌道,官吏們貪污失職,再加上各國的諸侯也都趁機來侵犯,使得齊國瀕臨滅
亡的邊緣。
雖然,齊國的一些愛國之人都很擔心,但是,卻都因為畏懼齊王,所以沒有人趕出來勸
諫。
其實齊威王室一個很聰明的人他很喜歡說些隱語,來表現自己的智慧,雖然他不喜歡聽
別人的勸告,但如果勸告得法的話,他還是會接受的。淳於髡知道這點後,便想了一個計
策,准備找個機會來勸告齊威王。
有一天,淳於髡見到了齊威王,就對他說:「大王,為陳有一個謎語想請您猜一猜:其
國有汁大鳥,住在大王的宮廷中,已經整整三年了,可是他既不振翅飛翔,也不發生名叫,
只是毫無目的的蜷夫著,大王您猜,這是一隻什麼鳥呢?」
齊威王本是一個聰明人,亦聽就知道淳於髡是在諷刺自己,向那隻大鳥一樣,身為一國
之尊,卻毫無作為,只知道享樂。而他時再也不是一個昏庸的君王,於是沈吟了一會兒之後
便毅然的決定要改過,振作起來,做一番轟轟烈烈的是,因此他對淳於髡說:
「嗯,這一隻大鳥,你不知道,它不飛則已,亦非就會沖到天上去,它不鳴則已,一鳴
就會驚動眾人,你慢慢等著瞧吧!」
從此齊威王不在沈迷於飲酒作樂,而開始整頓國正。首先他召見全國的官吏,盡忠負責
的,就給予獎勵;而那些腐敗無能的,則加以懲罰。結果全國上下,很快就振作起來,到處
充滿蓬勃的朝氣。
另一方面他也著手整頓軍事,強大武力,奠定國家的威望。各國諸侯聽到這個消息以後
都很震驚,不但不敢再來侵犯,甚至還把原先侵佔的土地,都歸還給齊國。
齊威王的這一番作為,真可謂是「一鳴驚人」呀!
所以後來的人便把「一鳴驚人」這句成語用來比喻一個人如有不平凡的才能,只要他能
好好的運用,一旦發揮出來,往往有驚人的作為。
狐假虎威
戰國時代,當楚國最強盛的時候,楚宣王曾為了當時北方各國,都懼怕他的手下大將昭
奚恤,而感到奇怪。因此他便問朝中大臣,這究竟是為什麼。
當時,有一位名叫江乙的大臣,便向他敘述了下面這段故事:
「從前在某個山洞中有一隻老虎,因為肚子餓了,便跑到外面尋覓食物。當他走到一片
茂密的森林時,忽然看到前面有隻狐狸正在散步。他覺得這正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於
是,便一躍身撲過去,毫不費力的將他擒過來。
可是當它張開嘴巴,正准備把那隻狐狸吃進肚子里的時候,狡黠的狐狸突然說話了:
『哼!你不要以為自己是百獸之王,便敢將我吞食掉;你要知道,天地已經命令我為王中之
王,無論誰吃了我,都將遭到天地極嚴厲的制裁與懲罰。』老虎聽了狐狸的話,半信半疑,
可是,當它斜過頭去,看到狐狸那副傲慢鎮定的樣子,心裡不覺一驚。原先那股囂張的氣焰
和盛氣凌人的態勢,竟不知何時已經消失了大半。雖然如此,他心中仍然在想:我因為是百
獸之王,所以天底下任何野獸見了我都會害怕。而他,竟然是奉天帝之命來統治我們的!
這時,狐狸見老虎遲疑著不敢吃它,知道他對自己的那一番說詞已經有幾分相信了,於
是便更加神氣十足的挺起胸膛,然後指著老虎的鼻子說:『怎麼,難道你不相信我說的話
嗎?那麼你現在就跟我來,走在我後面,看看所有野獸見了我,是不是都嚇的魂不附體,抱
頭鼠竄。』老虎覺得這個主意不錯,便照著去做了。
於是,狐狸就大模大樣的在前面開路,而老虎則小心翼翼的在後面跟著。他們走沒多
久,就隱約看見森林的深處,有許多小動物正在那兒爭相覓食,但是當它們發現走在狐狸後
面的老虎時,不禁大驚失色,狂奔四散。
這時,狐狸很得意的掉過頭去看看老虎。老虎目睹這種情形,不禁也有一些心驚膽戰,
但他並不知到野獸怕的是自己,而以為他們真是怕狐狸呢!
狡狐之計是得逞了,可是他的威勢完全是因為假借老虎,才能平著一時有利的形勢去威
脅群獸而那可憐的老虎被人愚弄了,自己還不自知呢!
因此,北方人民之所以畏懼昭奚恤,完全是因為大王的兵全掌握在他的手裡,那也就是
說,他們畏懼的其實是大王的權勢呀!」
從上面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知道,凡是藉著權威的勢力欺壓別人,或藉著職務上的權力
作威作福的,都可以用「狐假虎威」來形容。
上下其手
春秋楚襄王二十六年。楚國出兵侵略鄭國。以當時楚國那麼強大,弱小的鄭國,實在沒
有能力抵抗的,結果,鄭國遭遇到戰敗的厄運,連鄭王頡也被楚將穿封戌俘虜了。戰事結束
後,楚軍中有楚王弟公子圍,想冒認俘獲鄭頡的功勞,說鄭王頡是由他俘獲的,於是穿封戌
和公子圍二人便發生爭執,彼此都不肯讓步,一時沒有辦法解決得來。後來,他們便請伯犁
作公正人,判定這是誰的功勞。
伯州犁的解紛辦法本是很公正的,他主張要知道這是誰的功勞,最好是問問被俘的鄭
王。於是命人帶了鄭王頡來,伯州犁便向他說明原委,接著手伸二指,用上手指代表楚王弟
公子圍,用下手指代表楚將穿封戌,然後問他是被誰俘獲的。鄭王頡因被穿封戌俘虜,很是
恨他,便指著上手指,表示是被公子圍所俘虜。於是,伯州犁便判定這是公子圍的功勞。
「上下其手」這句成語便是出於這個故事;是表示玩法作弊,顛倒是非的意思。
在現在的社會中,這種情形是常常會發生的:譬如有人做了不法的事情,知道罪有應
得,難逃被懲處的厄運;於是暗地裡進行賄賂,或請托親友奔走求情,求予包庇,結果大事
化小,小事化無,仍得消遙法外。像這種參與其事的人,從中枉法舞弊,便可以說是:「上
下其手」了。
杞人憂天
從前在杞國,有一個膽子很小,而且有點神經質的人,他常會想到一些奇怪的問題,而
讓人覺得莫名其妙。
有一天,他吃過晚飯以後,拿了一把大蒲扇,坐在門前程量,並且自言自語的說:
「假如有一天,天塌了下來,那該怎麼辦呢?我們豈不是無路可逃,而將活活地被壓
死,這不就太冤枉了嗎?」
從此以後,他幾乎每天為這個問題發愁、煩惱,朋友見他終日精神恍惚,臉色憔悴,都
很替他擔心,但是,當大家知道原因後,都跑來勸他說:
「老兄啊!你何必為這件事自尋煩惱呢?天空怎麼會塌下來呢?在說即使真的塌下來,
那也不是你一個人憂慮發愁就可以解決的啊,想開點吧!」
可是,無論人家怎麼說,他都不相信,仍然時常為這個不必要的問題擔憂。
後來的人就根據上面這個故事,引伸成「杞人憂天」這句成語,它的主要意義在喚醒人
們不要為一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而憂愁。它與「庸人自擾」的意義大致相同。
亡羊補牢
這故事出自「戰國策」。戰國時代,楚國有一個大臣,名叫庄辛,有一天對楚襄王說:
「你在宮裡面的時候,左邊是州侯,右邊是夏侯;出去的時候,鄢陵君和壽跟君又總是隨看
你。你和這四個人專門講究奢侈淫樂,不管國家大事,郢(楚都,在今湖北省江陵縣北)一
定要危險啦!」
襄王聽了,很不高與,氣罵道:「你老糊塗了嗎?故意說這些險惡的話惑亂人心嗎?」
庄辛不慌不忙的回答說:「我實在感覺事情一定要到這個地步的,不敢故意說楚國有什
么不幸。如果你一直寵信這個人,楚國一定要滅亡的。你既然不信我的話,請允許我到趙國
躲一躲,看事情究竟會怎樣。」
庄辛到趙國才住了五個月,秦國果然派兵侵楚,襄王被迫流亡到陽城(今河南息縣西
北)。這才覺得庄辛的話不錯,趕緊派人把庄辛找回來,問他有什麼辦法;庄辛很誠懇地說:
「我聽說過,看見兔子牙想起獵犬,這還不晚;羊跑掉了才補羊圈,也還不遲。……」
這是一則很有意義的故事,只知道享樂,不知道如何做事,其結果必然是遭到悲慘的失
敗無疑。
「亡羊補牢」這句成語,便是根據上面約兩句話而來的,表達處理事情發生錯誤以後,
如果趕緊去挽救,還不為遲的意思。例如一個事業家,因估計事情的發展犯了錯誤,輕舉冒
進,陷入失敗的境地。但他並不氣餒,耐心地將事情再想了一遍,從這次的錯誤中吸取教
訓,認為「亡羊補牢」,從頭做起,還不算晚呢!
一暴十寒
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游說之風,十分盛行。一般游說之士,不但有高深的學問、豐富的知識,尤其是以有深刻生動的比喻,來諷勸執政者,最為凸出。孟子也是當時的一個著名辯士,在「孟子」的「告子」上篇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孟子對齊王的昏庸,作事沒有堅持性、輕信奸佞讒言很不滿,便不客氣的對他說:「王也太不明智了,天下雖有生命力很強的生物,可是你把它在陽光下曬了一天,卻放在陰寒的地方凍了它十天,它那裡還活著成呢!我跟王在一起的時間是很短的,王即使有了一點從善的決心,可是我一離開你,那些奸臣又來哄騙你,你又會聽信他們的話,叫我怎麼辦呢?」按著,他使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下棋看起來是件小事,但假使你不專心致志,也同樣學不好,下不贏,奕秋是全國最善下棋的能手,他教了兩個徒弟,其中一個專心致志,處處聽奕秋的指導;另一個卻老是怕著有大天鵝飛來,准備用箭射鵝。兩個徒弟是一個師傅教的,一起學的,然而後者的成績卻差得很遠。這不是他們的智力有什麼區別,而是專心的程度不一樣啊;」這是一個很有教學意義的故事,我們要學習一樣東西、做好一件事情,是非專心致志、下苦功夫不可的。若是今天做一些,把它丟下了,隔天十天再去做,那麼事情怎樣做得好呢?求學、做事的能否成功,這也是個決定因素之一,故後來的人便將孟子所說的「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精簡成「一暴十寒」一句成語,用來比喻修學、做事沒有恆心,作輟無常的一種說法。例如一位同學,對於求學很是隨便,學習的時間少,荒廢的時間多,我們便說:他這種一曝十寒的作法,那裡能學到什麼東西呢
❿ 不做康師傅方便麵代言人,不請成龍拍廣告,娛樂圈為何會有這兩個「禁忌」
一些明星努力打拚,獲得了不錯的商業價值。有些人就被請去代言產品,但娛樂圈裡有這樣的傳言:不做康師傅的代言人,不請成龍來拍廣告。原因是一些明星代言,出現了問題;還有就是成龍代言的一些品牌,經營上出現了問題。
一、代言的王寶強和賈乃亮感情出現了問題
他們的商業價值,還是很高的。他們代言的產品,不僅僅是這幾個,一葉障目的做法,要麼是知識欠缺,要麼是故意忽略。這些編排人的人,還是好好提升一下吧。大家覺得這樣說人家,合適嗎?